傍晚六点半的操场还留着余温，塑胶跑道吸饱了一天的日光，此刻正懒懒地散发着热气。我站在值日岗位上，看着孩子们像晚归的麻雀般掠过草坪——这已经是今天第四个“站点”了。
晨起的闹钟还钉在记忆里：七点十分到校，三节连堂的语文课，嗓子在午休时已微微发哑。下午本该批改作业，却被临时拉去支援一二年级的“游园闯关”。彩色气球拱门下，孩子们踮脚够着挂在绳子上的拼音卡片，那些小手攥着星星贴纸的样子真让人心软。我蹲下来帮一个绑不好鞋带的小男孩，起身时膝盖“咔”地轻响了一声。
值日哨子挂在脖子上像枚生锈的勋章。追着一个踢球出界的一年级生跑了二十米，球追回来了，呼吸却乱了好一阵。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优质课的学生已经集合完毕。
阶梯教室的冷气开得太足。我搓了搓手臂，看自己的学生在聚光灯下背诵课文。他的声音清亮，完全盖过了我喉间的干涩。后排评委的笔尖在纸上沙沙移动，那声音让我想起待批的作文本——还有四十三本，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
九点十分的宵夜是温吞的豆浆和凉了的烧卖。孩子们吃得慢，我数着秒等。送宿舍的队伍在走廊拖成长长的影子，有个女孩悄悄拉我衣角：“老师，您还没吃晚饭吧？”路灯把她的睫毛照成茸茸的金色。
最后一站是校车站。红色尾灯在夜色里连成颤抖的珠串。关上车门的闷响过后，街道突然静得陌生。
终于停下时，我才听见自己的呼吸，沉重得像破旧的风箱。双腿不是自己的了，它们从脚踝开始灌满水泥，正在缓慢地凝固成路灯下的另一个墩子。月光很薄，勉强铺了层锡箔纸在肩头。我摸出手机，屏幕亮起又熄灭——没有未读消息，只有日期无情地跳到了零点零三分。
原来超额的不是工作量，是这一天偷偷塞进来的、太多柔软的时刻。它们沉甸甸地坠在骨头缝里，让归家的路比来时重了那么一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