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在一系列前文建立起来的框架中，我们基本厘清了春秋时期鲁国从庄公在位后期（约前666）起直到“切入点”成公二年（前589）鲁国的诸卿排序变化情况及其规律。现在基于这个卿序，我们进一步探讨和归纳同时并行存在的另一套体系——“军行”的变化。

    所谓“军行”的变化问题，单就鲁国这个阶段的情况来说，包括左、右两军的将、佐各自是谁，两军之间以及将、佐之间如何“登升”，如何在两军之间分配任务以及可能的动员模式，“军行”与“卿序”之间如何兼容等一系列问题。

    “军行”完全或者基本等同于“卿序”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通常来说，“军行”与“卿序”有一定的重合度，但是又不尽相同。譬如鲁国拥有六卿，即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空、大司寇及大行人，但是六卿之中“大宗伯”和“大行人”又不拥有军行，这就是所谓的有一部分“卿无军行”。但是当鲁国扩充为三军的时候，大行人似乎将递补进入将佐序列，而宗伯则否。此现象将在我们推演襄公至昭公在位时候诸卿排序变化时详细说明。

    当然这只是鲁国的情况。诸侯之中齐国、郑国在三军制下都出现了大宗伯也固定或者偶尔拥有“军行”的现象，至于卫国通常情况下宗伯不拥有“军行”，但是宗伯家族成员却可以出任拥有“军行”的正卿。晋国的情况最为复杂，在一军或二军制的情况下，国君和部分卿拥有“军行”，而当设立三军甚至多于三军的时候，诸军将、佐逐渐成为了六位或者更多位最主要的卿，而原先相对独立且比较重要的诸卿例如司马、司空等则永远的失去了“军行”，成为三军将、佐的属官，即鲁昭公三年（前539）叔向对晏婴所哀叹的“戎马不驾，卿无军行”之局面。当然，事实上部分卿没有军行本来是各个诸侯国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例如

    ……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亦未有军行……(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也就是说郤缺在晋襄公元年（前627）这一年受一命而担任了下卿，可能是司马、司空或者司寇，但并不属于当时晋国的五军将佐之一，那么他于诸卿之中的排名当在十几名开外。而叔向关注到的“卿无军行”的现象则不同，是指由诸门阀轮流控制的三军将、佐之位取代了原先由职官充任的六卿，成为权力中枢；而真正的司马、司空、司寇等诸卿虽然仍然存在，由于并不拥有军行而地位急剧下降。这表明以“三有司”为代表的晋国原有“职官五正”体系不能够正常主导各自的职能范围，而必须听命于依靠累积军功行成的新兴贵族集团，标志着《周礼》所描绘的诸卿体系业已瓦解。

    但是这种变化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是合理的，因为春秋中期以后晋国通过不断兼并周边戎、狄部落的领土和人口实现扩张，开拓了大量疆域。这些新领土普遍分封给诸位卿大夫进行殖民管理，而为了保护这种殖民管理，必须组建十分强大的机动部队驻守在各个方向上。譬如：

    ……赵胜帅东阳之师以追之，获晏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就是说存在负责保卫整个太行山东麓的“东阳之师”，这支部队并不是赵胜的私属，而是说临时由赵胜统一指挥一下。又如：

    ……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将如五氏，卜过之，龟焦。卫侯曰：“可也。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敌矣。”乃过中牟……(左传.定公九年)

    即在中牟这个地方集结的部队可能就是前文所述“东阳之师”，其兵力相当于卫国能够一次出动兵力的两倍，达到千乘。

    因此晋国对其辽阔疆域的统治其实相当于军管制为主，民管制为辅。也即由太行山东麓的一系列封大夫管理的城邑联合供养一只强有力的常驻军队，负责这个大方向上的遂行防务。晋国在春秋后期的总兵力可以从楚大宰薳启彊所谓：

    ……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其武怒……(左传.昭公五年)

    就是说即便除了留守兵力，晋国也可以动员四千九百乘兵力，大概相当于面对齐、楚、秦、白狄四大方向以及汾河流域腹地各有一支千乘的机动力量。这种大军区制度所匹配的动员效率，绝非由各个采邑大夫按照封地的人口、财赋比例分别贡献各自家族私属部队来临时编组军队可以相提并论的。因此晋国的霸主地位、战争义务和地方治理的军管制决定了其拥有“军行”的“军卿”终将取代《周礼》所描述的旧有职官体系。

    我们在参考了晋国的动员能力之后，再来看看鲁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