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小孩还有几个会说家乡话？”那天我和朋友聊天，他说起了这个话题，言下之意，是指如今的小孩子会说家乡话的不多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的回答也干脆；“除了在农村，还有儿童会讲家乡话，至于生活在城里的小孩子，凡我所知的很少会说家乡话了。”
比如我十五岁的外孙女，土生土长在萧山，却连一句萧山话都不会讲。我曾有心想教她说点萧山话，但她说出来的音调，别扭得像是老外在说话。我很想纠正她说本地话的发音，却被我女儿阻拦了，说是如今学校里少有人说本地话，说本地话会被班里同学歧视的。这真是莫名其妙的理由，难道家乡话不是话？
遥想一千两百多年前，离别故乡多年的萧山籍大诗人贺知章，尽管他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了，但他的乡音依旧未改，在返乡途中遇故乡儿童问路，他一口地道的乡音令人倍感亲切。我猜想，那时候，要是贺知章已忘记或是生疏了家乡话，而是打着官场上的官话来问途于村童，真不知道会闹出多少尴尬的笑话来。
确实，从前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还是离开家乡有多久，都是难改家乡方言。他们对家乡话有一种执着的情感，绝不会在意家乡话声调的难听与否。我外祖父母在十几岁时就离开宁波去上海谋生。在六十多年的岁月里，他们一直都生活在上海，从没有回过故乡，然而两位老人一口“石骨铁硬”的宁波话，却一直伴随他们到离世。还有我的母亲也同样，跟随我父亲来到萧山工作生活了近六十年直到离世，也仍是一口夹杂着宁波、上海腔调的萧山话伴随她终生。
老一辈人难改乡音，跟从前国语普及教育缺乏有很大关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人们幼年语言学习的敏感期与长期方言思维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地域文化认同的本能选择，也是一种漂泊人生中维系故乡的情感纽带。
由此来说，我外祖父母在上海生活了六十余载，始终不改他们的宁波方言。这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习惯，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同乡文化的坚守。这一点对温州、青田、泉州这些侨乡的华侨来说，相信他们的感触是很深刻的。在陌生的异域，凭几句乡音就能在茫茫人海中辨认出老乡来，从而在瞬间就可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老报人徐铸成年轻时在去香港的轮船上，就因为“忽然，从邻座飘来了一阵乡音”从而结识了一对热心肠的青年同乡，并帮助他解决了许多初次去香港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乡音无改，实际上就是一种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这种不改乡音的可贵，在于它守护了一个人最本真的身份。贺知章“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千古慨叹，道出的也正是乡音与生命认同的血肉相连。
然而，在当今却存在着另一种现象。有些年轻人并非不会说家乡话，而是不愿意说。他们明明能说流利的家乡话，却在他人面前绝口不说，理由是“太土”。也有一些时尚达人，说话总要夹杂几个英文单词,“这个project的deadline太紧”、“我们找个地方discuss一下吧”，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其身份。还有人刻意模仿港粤或沪语的腔调，这并非是他们生活在那里，而是觉得“更显档次”。
这种语言选择背后的心理状态很值得探究。嫌弃家乡话“难听”，其本质就是对自身出身的自卑；刻意夹杂外语，则是希望通过语言包装，获得其想象中的精英身份。他们在追求“现代化、国际化”的同时，不经意间切断了与自身文化根源的联系。于是，语言不再只是交流工具，而是成了一种身份表演的道具。
但他们不明白的是，当一个人急于抹去自己的乡音时，他失去的不仅是一种语言特色，更是与故乡父老的情感联结，是其对自身根源来处的彻底模糊。这就像无根的浮萍，表面上融入了更广阔的水域，而实则上却失去了扎根的基础。
我认为，健康的语言生态应该是多元共生的。普通话作为通用语，保障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沟通，而各地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活化石，理应得到保护和传承。这两者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我在家与老伴说萧山话，出门工作说普通话，跟上海的亲朋好友聊天就说上海话，这多种语言能够并行不悖，各得其所。
诚然，从时间长河的角度来看，每一种方言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都蕴含着一个族群认识世界、表达情感的特殊方式。当一种方言消失，那失去的不仅是语音、词汇，更是一种理解世界的可能性。就像我外婆在世时常说的那句宁波老话"天亮饱一日饱，老来饱一世饱"，如用普通话来说就少了一种历经世事的通透韵味。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千两百多年前萧山诗人贺知章的诗句，今天读来更显深意。在普通话已完全普及的今天，我们当然要继续学用好普通话，但与此同时，也不能遗忘，更不应该嫌弃自己的家乡话。那是人们从何处而来的证明，是一种文化血脉的印记，是无论走多远都不应丢失的精神身份证。
所以，我觉得，理想的语言状态应该是这样的；既能用普通话走向广阔的世界，也能以家乡话回归精神家园。这样当自己两鬓斑白之时，仍然会有一种声音能够在瞬间带自己回到童年的家园，重又嗅到故土熟悉芬芳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