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2、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管理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

3、归根结底，技术问题仍与道德问题不可分离。

4、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想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然不过空中楼阁。

5、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6、海瑞：个人的道德所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7、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与“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8、俭朴本身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9、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载，代代相传，在当日则为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

10、本朝的法律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

11、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的唯一意义之所在。

12、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的各级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

13、本朝开国200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依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唯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整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14、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特长，以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匀。全国的读书人相信性善，则他们就应当首先抑制个人的欲望，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扩而大之，他们一旦位列封疆或者职居显要也就不能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权。在这种以公众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政府中枢才有可能统一管理全国，而无需考虑各地区、各部门以及个个人的特殊需要。这是一种笼统的办法，也是一种技术上简陋和没有出息的办法。

15、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16、李贽近于马基雅维利，但是他的环境不允许他像霍布斯、洛克一样，从个人或足以鹤为武汉足以触发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17、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的发展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18、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组织原则：此乃男女尊卑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根源：受亚欧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

19、我们所走得路线也只能在内外之间，也即是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半出于我们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

20. 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

21. 唐宋两代，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经济的重心，由华北旱田地带移至华中和华南的水田地带。随之产生的显著后果，则是内部的复杂性相继增加。官僚阶层过去为豪门大族所垄断，至此改变而为与绅士阶层相表里。军队中的将领逐渐失去了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这种多方的改变，使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创立新的哲学理论，以维系社会上成千成万的优秀分子，即读书的士人。这些士人就是绅士阶层，和以前的门阀士族比较，人数多，流动性大，生活面和知识面也远为广阔。以此，儒家单独的伦理性格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必须掺和理智上的新因素，才能适应于新的环境。

22. 一个人的品质高尚，就因为他的志趣和行为得到别人的赞赏；他的识见深远，就因为他分析理解其他事物的正确。所以人的生活目的，就不能不是合作互助与共同享有。——万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