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小团圆》未曾面世，那么张爱玲的家庭就还是由她早期散文集《流言》、《私语》所展现出的，那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张廷重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终日吸食鸦片、流连妓院，最终导致妻离子散；而母亲则是那个“辽远而神秘”的美丽女人。而她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出版以后，我们才发现，伤害张爱玲最深的不是她的父亲，而是她的母亲。
在《小团圆》里，张爱玲清算了她身边的所有人：家人、爱人、朋友、同事、合作伙伴。而她的母亲黄逸梵，可以说是《小团圆》里最重要的女主角。从《小团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对母女之间爱恨纠葛的复杂关系，而张爱玲作品中苍凉的基调也能从中找到原因。（注：在《小团圆》里，盛九莉就是张爱玲，蕊秋是她的母亲黄逸梵。）
1 罗曼蒂克的爱和别扭的母女关系
黄素琼出生于1896年的贵族家庭。在成长过程中，她被传统文化压制，从小被缠足，虽然受到教育，却终究不能上大学，婚姻也不能自主；另一方面，她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渴望自由、独立。张爱玲四岁那年，因丈夫终日吸食鸦片、流连妓院、包养外室，黄逸梵急欲逃离百孔千疮的婚姻生活，于是以陪小姑留学为由，抛下一双年幼的儿女出了国。从此，黄逸梵在追求自我和牵挂子女之间几次挣扎往返，于1952年逝于英伦阴冷的地下室。黄逸梵是中国第一代“出走的娜拉”，这个骨子里透着浪漫情怀、满脑子都是新思潮的女子，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张爱玲说，她一直用一种“罗曼蒂克”的形式去爱她那“辽远而神秘”的母亲。在张爱玲眼里，父亲张廷重代表的是鸦片烟腐朽的气息，而母亲黄逸梵代表的是一种清新自由的空气。她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仰脸艳羡地看着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翡翠胸针，“简直等不及长大”。
张爱玲说，她的母亲是最勇敢的湖南女子，她“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她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至少比我姑姑滑得好”，在不同的境遇下，她能屈能伸，有着强大的韧劲，“曾经做过尼赫鲁的两个姐姐的秘书，1951 年在英国又一度下厂做女工”。
1924年黄逸梵的船启航赴英的那天早上，她伏在床上哭了很久，她心底一定有深重的纠结和哀怨。她远走英国后，外面的姨太太进了家门。姨太太出身十三堂子，性格彪悍，好赌成性。她进门后，张廷重经常不去上班，每天除了跟姨太太一起抽鸦片、打吗啡针，就是出门豪赌。她对张氏家族的长辈没有礼数，还用痰盂砸破了张廷重的头。终于连累了堂兄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长职位后，张廷重的小小官职也就不保了。
张志潭出面赶走了姨太太后，丢了工作的张廷重决定痛改前非，他给黄素琼写了一封信，答应戒掉鸦片，并且再不纳妾，央求她回来。终于在张爱玲8岁这年，母亲回国了，全家搬到一所花园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并且出现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这时“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巅峰。”
黄逸梵坚持要求张廷重戒毒，又“像拐卖人口一样”将张爱玲也由家塾转往公办学校读书。但是她不是一个温情的母亲，又在孩子刚刚记事就出走那么些年，所以她们之间不是正常的母子温馨的关系。她给孩子的总是说教：“做人，最要紧的是不哭，懦夫才哭”；每天午餐都要听她训话，讲营养学。
《小团圆》有一段写九岁那年和母亲一起过马路的场景：“蕊秋（黄逸梵）说：‘跟着我走；要当心，两头都看了没车子’——忽然来了个空隙，正要走，又踌躇了一下，仿佛觉得有牵着她手的必要，一咬牙，方才抓住她的手，抓得太紧了点，九莉（张爱玲）没想到她手指这么瘦，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夹在自己手上，心里也很乱。在车缝里匆匆穿过南京路，一到人行道上蕊秋立刻放了手。九莉感到她刚才那一刹那的内心的挣扎，很震动。这是她这次回来唯一的一次形体上的接触。显然她也有点恶心。”亲生母女之间，竟然连牵一下手都这样别扭，不能自如地表达爱意和关怀。
好景不长，4年后父母还是以离婚收场，母亲和姑姑一同搬了出去，不久就动身去法国了。母亲离开之前去学校里看女儿，当着母亲的面，张爱玲并没有表示出半点的依依不舍，可是当母亲走后，她“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2母亲不情愿的牺牲和母女间最后的温情的抹杀
1937年秋，后母借口张爱玲外出过夜没有知会她，打了她一巴掌，并怂恿张爱玲的父亲暴打了女儿一顿。之后，张爱玲就被软禁在楼下一间空房间里。1938年初，张爱玲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档，偷偷从这座她出生的房子逃了出去，去跟母亲黄逸梵一起生活，再也没有回父亲的家。
她知道自己不是母亲心目中清丽的少女，又因为动手能力差，生活技能不足，不会划火柴，不会搭公交车，来到母亲这里，她努力表现得能干，能适应环境，但还总是被母亲嫌弃。母亲的大床太软，她早起翻身下床总是惊扰母亲；母亲在家中宴客，因为人多缺一把椅子，九莉好不容易把房间里的一张笨重的小沙发椅拖出来，把地上铺着的地毯弄皱了，母亲当着客人的面呵斥她：你这是干什么！猪！甚至九莉得了伤寒症要住院，蕊秋对着她“盛气走来说道：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她觉得是女儿让她不得自由：“想想真冤——回来了困在这儿一动都不能动。其实我可以嫁掉你，反正我们中国人就知道“少女”；只要是个处女，不会没人要”。
从前问父亲要钱，张爱玲已经体会过那种难堪：“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如今隔三差五问母亲要钱，也成了负担。“问母亲要钱……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毁了我的爱”。她为了不跟母亲要公车钱，跨越半个城去补课。
但是母亲还是为她牺牲了，虽然也常常“怀疑这种牺牲是否值得”。前夫不履行离婚协议，不肯给女儿出留学的钱，她还是咬牙负担了这笔钱。她吃了没进大学的亏，希望女儿不要重蹈覆辙，“不念书干什么，别的你又不会，宁可备而不用”。她给爱玲请了一位犹太裔英国人补习数学，准备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张爱玲写，她站在母亲公寓的阳台，想头朝下跳下去寻思，让母亲相信自己是真不过意，也跟母亲表白：留学会努力学习，以后要挣钱把母亲为她花的钱都还给她。
但是她还是罗曼蒂克地爱着母亲的。一次母亲节，九莉经过花店，看到橱窗里有一丛芍药，“有一朵开得最好，长圆形的花，深粉红色复瓣，老金黄色花心，她觉得像蕊秋。”于是她满怀欢喜买了送给母亲，这是对母亲的“罗曼蒂克”的爱的最好注解。
而压倒母女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事件，发生在她在香港上大学时。她是学校唯一一个没有自来水笔的穷学生，暑假没有路费回上海，要蹭住女修道院的宿舍。母亲赴新加坡路过香港，住在香港最高级的浅水湾饭店。那个暑假，张爱玲的一位历史老师送了她800块港币作为奖学金，母亲怀疑女儿跟老师有染，回头却把这钱输在了麻将桌上。这件事碾碎了女儿对母亲的最后一点幻想。“一回过味来，就像有什么事结束了。不是她自己作的决定，不过知道完了，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张爱玲成名以后，一直对稿费斤斤计较，就是为了快点还钱给母亲。
1948年母亲再次回国，一次一起喝下午茶，张爱玲用手绢包着两块小金条还给母亲，“那时候二婶为我花了那么多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二婶的。”母亲哀戚至极：“就算我让你不好过，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儿啊！”还为自己的情史混乱复杂找理由：“我的那些事，都是他们逼我的！”最终，母亲不接受这两根金条，她以为女儿还钱时要跟她断绝关系，不拿钱是要保留一份感情在这里。而张爱玲心里想：“不拿也就是这样，别的没有了。”对女儿来说，即使母亲不拿钱，她对母亲的感情也没有了。
3她对母亲有爱，只是爱里夹缠了仇恨、心酸和痛苦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这样总结自己：她是最不多愁善感的人，抵抗力很强。事实是只有她母亲与邵之庸（胡兰成）给她受过罪。
1961年母亲在伦敦病重，当时她一个人孤苦无依的。她写信给女儿：“现在就是想再见你一面。”但是张爱玲并没有去看望病重的母亲，只是寄了一百美金过去。
在自己最后一部纪实性作品《对照记》中还是流露出对母亲的浓厚感情。《对照记》中收录了母亲的多张照片，记录了母亲生前的许多点滴，对母亲的爱意和眷恋之情也自然流露。虽然她把母亲留给她最后的纪念——一对翡翠耳环她也卖掉了，其实当时她并不等钱用，只是那副耳环总使她想起她母亲她弟弟，觉得难受。
母亲黄逸梵是伤害张爱玲最深的人。而她对母亲的爱，一直是有的。只是爱里也夹缠了仇恨、心酸和痛苦。她不想面对这种爱，就选择了冷漠母亲，冷漠亲情，用凉薄做防身服，保护自己脆弱的心……
注释：
出走的娜拉：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玩偶之家》的主人公。她本是一个思想单纯、满足于家庭幸福的少妇，但丈夫海尔茂仅仅把她当作一个玩偶。后来，娜拉看清了丈夫自私卑鄙的本性。觉醒后的娜拉在圣诞节的深夜毅然离开了“玩偶之家”。后多形容那些反抗丈夫的家庭专制，追求自己独立人格和幸福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