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属兔，明年是他的本命年，整六十岁。我在2010年头就想，到2011年初，我要写一篇作文来为他庆贺大寿。这听起来很像小时候的命题作文。虽然我一直不喜欢命题作文，但这次却是例外，不仅例外，还要提前完成，因为，这样的例外，在我的一生中，恐怕只有这一次了。这让我觉得自己很不肖。从甘肃回来，我反复的想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快要失去了，才开始后悔？

父亲出生在甘肃的一个叫张义堡的山旮旯里，我长到30多岁去只过一次，是在高二的时候。直到现在，我依然说不清楚那里的具体位置。总之是山大沟深，交通险峻，极其不便。我去的时候，应该是1994年，那里没有自来水，井也要走很远才能到，没有电视信号，各家的土房子基本没有院墙，早晨在院子里刷牙，会有一群山里的孩子来看。当地的人盛情招待我这个城里的孩子，而我却吃不下他们缺乏调料的肥肉片，挑出来放在一边，很快就被山里的孩子抢光。住了一天半，父亲怕我水土不服，就返回了。临走前，一个婶婶很舍不得，硬是塞给我钱，我推让了半天，我记得很清楚，那不过是十块钱，也就是城里随便的某个亲戚给我的压岁钱的十分之一。

就是这片贫瘠的土地养育了我的父亲，也就是说，我的根，其实就在这片贫瘠里。成年以后，很多人把我的籍贯听错，他们解释说，因为我长的像江苏的，而不像甘肃的，其中不少人怀疑的问我：你祖籍就是甘肃么？尽管这貌似恭维，但我听起来却从未觉得有多顺耳。

父亲十几岁的某个冬天从这个叫张义堡的地方走出。那年赶上招兵，参军的男子每人给发了两条棉裤，父亲说，当时他就套在了自己的光腿上，跟着队伍走了。队伍走到了新疆，在新疆的哪个地方，我记不得了。小的时候，对于父亲叙述的自己的历史很不以为然，现在感兴趣了，却发现记忆已经支离破碎。

我对军队不甚了解，只知道父亲在部队不是作战的，而是做饭的，给人还是给猪就不晓得了。因为我娘经常嘲笑他，说他做的饭像给猪和的食。其实是娘夸张了，那只是当地农民们喜欢的一种饭食，就是把小米、土豆什么的和面条煮在一起，名曰山药米拌面。去过张义堡以后，开始怀疑是当地贫乏的调味品导致了父亲饮食的超级清淡，因此他做出的饭，总是少油少盐少色彩，怎么也不是我娘喜欢的口味。

父亲和我娘口味反差这么大，却最终还能走在一起，一走就是白头。父亲复员后分配在了甘肃金昌市，我知道的职业生涯，从在饮食服务公司当司机开始，具体年月不详。根据我从他的婚姻时间推测，应该是1975年之前。我娘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虽然是城里人，却不幸生成了老大，下面有六个弟弟妹妹要帮父母养，于是早早的就参加了工作。我纳闷那个年月怎么未成年的孩子就可以出来当兵或是工作？娘也是分配到了这个单位，当营业员，那个时候，商场不叫商场，叫门市部，纯国有性质。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国有门市部的营业员，那是很牛的。

可据父亲说，当时别人给他介绍我娘时，他还有点看不上我娘，说我娘个子矮，而且有点胖。这话定是要遭我娘的反对的，我娘说，父亲倒是瘦，可是特别能吃，每个月的伙食供给都不够，还是靠我娘大方的接济才得以饱腹。具体是怎样的过程，当儿女的肯定是不会知道了。我听出来的两个字就是：质朴。他们文化程度都不高，因此没有那些矫情细腻的心思，爱情就是落实在最朴实的生活里。我真正看到的相濡以沫，是从父母身上。

姥爷姥姥，却是不赞成他们的婚事，这和父亲的农村出身及贫穷有关，但后来，还是向我娘妥协了。他们结婚时的那几样家什，都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对木头箱子，下面是一对同色系的木头柜子，另外还有两个军绿的帆布皮箱。互赠的礼物上海牌机械表，每块38元，是那年月也流行的情侣表。这表表盘超大，表链子是那种有弹性的金属链，搞不好就能夹住汗毛。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就是不知道是谁送的花鸟四扇屏，裱在深褐色的木头框里，旁边的小字注明了他们婚姻的起点：1976年5月。

1977年8月，我顺理成章的出生。我娘记不得我出生的具体时刻，只记得我出生的分量，说是8斤8两。那年月健康的孕妇都不做B超，所以很多人认为我娘怀的是双胞胎，不曾想只生了一个，还是个丫头片子。父亲的表情我不知道，但能猜个大概。农村出来的他，应该不甚满意这个结局，于是一年半以后，我弟弟出生了。我被送到了一百多公里之外的姥爷姥姥家，对于父母的印象开始模糊。

要上小学的时候，我正式被接回父亲身边，陌生的环境让我十几年如一日的固执：即使他们给我再平衡的物质待遇，他们的欢乐却来自弟弟，与我无关，我不过是一个旁观者。倔强、好强以及独立的性格在青少年时代的朦胧哀怨里逐渐形成。

我清晰的记着对于父母的那些朦胧的哀怨，却也清晰的记着父亲的辛劳与付出。因为父亲没有别的技能，所以几十年如一日的干着司机这个行当。在八十年代初，因为父亲工作的行业性质，别的孩子还在眼馋水果糖的时候，我已经喝烦了麦乳精，吃烦了朱古力，那时候父亲听邓丽君、李玲玉，翻录天津相声，带着我们吃饭店，生活富足。到了八十年代末，国有商业改革开始，父亲不得不自己承包了一辆解放车，从此开始单干的生涯。早出晚归算是好的，经常是几天在外面跑长途，夏天拉蔬菜，冬天拉煤炭，自己装卸；去稍远点的地方，还能遇上劫道的。有一个场景，留在我三十三岁的生命里，一直磨灭不去：父亲如往常一样，灰头土脸的回到家，笑着对母亲说，今天车坏路上了，没有找到人帮忙，我自己用绳子把车拉到哪哪了....

在后来父亲基本很难挣到钱的时候，在生活质量逐渐赶不上别人的时候，当同学都搬进了楼房，我依旧还住在狭窄的胡同的时候，当因为没有关系，上大专线后被挤掉的时候，我外表骄傲，内心自卑，我很想逃，逃离这个地方。但无论逃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父亲说过的这个场景，还有，他不以为然的笑。

我能想得出，粗糙的绳子勒入肩膀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疼痛。青少年期的叛逆里，我想到的都是父亲回家看到弟弟开心的样子，所以义无反顾的冰冷坚强；然而真的离开了，连见面都变得艰难的时候，父亲拉车的情形，却越来越清晰。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用身体拉卡车的样子。父亲拉的不是一辆车，而是车上的母亲、弟弟，还有我，还有男人的责任。生命可以卑微，爱却不会。

可能是父亲的责任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一直喜欢成熟的男人，因为这样的男人才能给我安全感。也曾经遇上某个人，让我有飞蛾扑火的冲动，但是，在他对于家的责任感面前，我望而却步。深知这种力量太强大，我，绝不是对手。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出车祸，与一辆拖拉机相撞，据说对方司机当场死亡。我还很小，没有人会将来龙去脉讲给我听，应该就是长途劳顿，不小心酿成的祸端。大人们为了父亲在集体会议，商量着动用怎样的关系。同桌的小三在我的作业本上写了个2字，我问他什么意思，他悄悄和我说，你爹判了两年。小三父母和我爹娘很熟，他娘一直说要我做他家的儿媳，我知道小三是为了讨好我才将他从大人那里听来的秘密告诉我。我那时刚到父母身边不久，对于父亲，还在一个熟悉的过程里，听了小三的话，麻木的没有一点感觉。回家后，没心没肺的讲给我娘听，我娘的眼泪又落下来了。我娘的眼睛一直不好，干家务时，总是像在摸索进行，可能就是那两年背着我和弟弟经常哭的结果。

父亲不在家的两年，姥爷姥姥得来金昌帮我娘照顾我和弟弟，这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幸福。我长在姥爷家，姥爷姥姥疼我胜过我弟弟，我没有理由不开心。两年的时间，仿佛父亲只是出了个长途。回来的那天，是个中午，我一放学看到我娘喜不自禁的异常，她和我说，你去看看，谁回来了。院子中间放个大盆，父亲正在哗啦哗啦的洗衣服。我忘记了他说了些什么，但陌生到让我排斥。

很多年以后，我在火车上遇到一个男子，他说男人一生要经历三件事，才是真正的男人：读过书，扛过枪，坐过牢。父亲除了没正儿八经的读过书，其余的两件，他都算是经历了。

因为没有读过书，所以他一直以很低很低的姿态来仰视那些他认为有学问的人。前几年回家，赶上父母搬家，我惊奇的发现，我中学小学的书籍、作业本都整整齐齐的被父亲码在木头箱子里，他还说，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不会想到，2000年的夏天，我和同学在操场上摆着地摊，在南京的梧桐树下极其廉价的处理我还算崭新的大学课本，处理不掉的，一并送去了废品收购站。我以抛弃的姿态对自己的过去无情告别，而父亲，却以守护的姿态对我的过去倍加珍视。

1995年的夏天，我的高考上榜，虽然不够本科的分数线，但对于父亲来说，女孩子能上个专科院校，他就很知足了。我安然的等待着西安那所院校的通知书，用上榜的优越感祭奠弃我而去的青春恋情。只是不曾料到，9月初，那个读成教的人都收拾行囊去了南方，我却等来了档案被压，投档失败的消息。进入复读班的时候，我是班级第一名，三个月以后，我排名三十多，班主任老宋苦口婆心。当第二次排名三十多时，老宋只是摇头叹息，对我不再说一句话。

是我对不住你。这是我在复读那年，听到父亲在饭桌上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我低头吃饭，沉默不语。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1996年初，腊月二十三，家里的大门被两个警察敲开，给了我们一份沉重的小年礼物。弟弟参与群架，对方深度昏迷。被带走之前，年少的弟弟还在游戏室里无知无畏。父亲后来说，那些寒冷的晚上，他就整夜的守在拘留室的门前，他怕弟弟挨打。弟弟是父亲的胸中的软肋，心口的朱砂。一千多的山地车，说要就给买，说丢就丢了。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九几年的我的家庭。那时我成绩良好，自立自主，傲然伫立在父亲的世界里，冷冷的看着父母的作茧自缚。

一年后，我上了本科线，父亲执意要我报西北师范大学，说是省内的学校录取起来比较可靠。他提前托人在市教委找了一个去兰州投档的人，塞给那个人许多钱。他不知道，我给他看到的志愿机读卡，不过是个复印件，原件上，我自己填写的是南京的一所大学。父亲每日打昂贵的长途，低声下气的询问投档的过程。然而结果并非是他想的那样，后来我告诉他这是我自己选的，与投档的人无关，他的钱，其实没有起任何作用。权贵们可以一掷千金，颠倒黑白，而卑微的父亲则需倾囊所有，维护本应属于他女儿的权利。

1996年，是全家的转折点。我去南京上大学，弟弟因殴斗未完成高中学业，转去了其他地区读书。而父亲，开始填补这一喜一悲两件事情造成的经济后果。大举借债，从那时开始。

贫贱夫妻百事哀。父亲的货运很难再挣到钱，我娘也正式下岗。我和弟弟在异地的那些日子里，父母之间没完没了的吵架。而对此，我们姐弟两很难知情。我不知道弟弟如何，但我在为数不多的家书里，经常会抱怨南京的消费水平有多高多高。我知道我的生活水平，在全宿舍的姐妹里，不是最差的，却不知道，我的父母，可能在姐妹的父母里面，是熬的最辛苦的。

我的印象里，父亲基本不在我和弟弟的面前说家里怎样怎样的潦倒，倒是我娘，在我读大学以后，开始逐渐给我计算家里为我借了多少钱，一直介绍到大学毕业。从大四开始，我没有再用过家里的钱，毕业以后，没有选择回到甘肃。我知道，我想摆脱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气息，来源于其他，也来源于家庭。当我娘确定我已经留在济南时，开始流泪，依依不舍的那种。她说，这个女儿，白养了。

工作第一年，为了让她知道，她和父亲不会白养我，我借了三万块钱，给他们寄去，让他们先把债还上。从此，我用经济条件来弥补我不能在他们身边的缺憾。其实我知道，有些缺憾，是没法弥补的，比如，病了没有儿女端茶送水；节日生日了，没有儿女萦绕身边。婚后我曾数落丈夫说：你这样的女婿，从来没有为岳父送过一袋米面，扛过一次煤气罐，有和没有有什么区别？

我娘也数落我父亲，数落了一辈子，各种各样的理由：不爱干净、不喝水、心眼小、长的黑、倔强。婚姻生活过了几年以后，我跟我娘说：你该知足，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五十多的老头对老伴如此的放心不下。他做饭、洗衣服，他会在要短暂离开我娘的时候不停的嘱咐我娘：开煤气阀的时候一定要先怎样再怎样；眼神不好就别把刀挂起来，直接放案板上；他怕我娘端砂锅的时候烫着，临走前在砂锅把上缠了很多胶带；他怕我娘鞋不合脚走路摔着，亲手给鞋上缝上松紧带....我倚着门框听父亲的絮叨和我娘的不耐烦，无比羡慕，不知道我的一生还会不会遇到一个像我爹一样平凡却温暖的男人。

回想起来，那不过是2006年的冬天，那时的父亲勤劳能干，身体健康，可以抱着他的外孙满屋转悠。然而四年以后，父亲瘦骨嶙峋，暖瓶都举不起来。原来生命如此莫测，谁也不知道，下一站会是什么地方。我娘说：好歹都有了退休金了，经济条件好转了，怎么你爹就会病了呢？

2008年9月，父亲查出得了腺鳞癌，这让所有的亲友意外，因为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除了和我一样喝酒过敏，没有其他任何的疾病。后来我在网上看到，腺鳞癌的成因之一：长期接触汽油类物质。命运如此放肆的对待父亲，我却束手无策。

手术、放疗，接着是四个疗程的化疗。2009年5月见到的父亲，大病初愈，人变得瘦削，敏感多疑，纠结在一些小是非里，懒于和其他亲友们相处，甚至对于已经成熟稳重的弟弟，也是有种种意见。唯独对于我，一如既往。我娘说，我劝他他还能听的进些，因为他认为，他的女儿，才一直是他的骄傲。晚上十点多，父亲在沙发上给我絮叨种种，他人的不是，自己的忧虑。还有一句：他长这么大，最佩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女儿，我。

关于对我，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回我娘喝醉，对我说过，她对不起我。那是醉话，我不知是真是假，但确实意外的让当时的我有些不能适应的反感，现在想来，我传承着我娘骨子里的冷漠和懒于表达，因此才一直这么疏离。十几年后父亲的这句，同样的让我出乎意料和措手不及。因为年少对于父母的心怀芥蒂、家庭地位的低下以及摆脱的欲望，才让自己竭尽全力的远离：认真读书，考大学，离家，自己找工作，脱贫，帮父母还账以求两清。不曾想这一路走来，留给父亲的背影却无限美好：不用操心，自立坚强，甚至孝顺顾家，给亲友们拿出来都是骄傲的谈资。

父亲的话让我觉得愧疚。已为人母，也看了大地震，知道了即使是父母，也有面对选择而意志薄弱的时候，更何况，我的父母并不是选，他们只是表达了一些他们本性的东西，但并不代表爱不存在。我更应该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此生的短板在哪里，于是他们辛勤的付出，花大力气让我读书，以求让我有一个高一点的未来；而今，我和当初的他们一样，给孩子找好的学校，让他受好的教育，争取再上台阶。儿子四岁，我跟他说，你应该感谢姥爷，当初姥爷若是没有从山沟里出来，辛劳一生，就不会有今天的妈妈。

2009年化疗结束后，父亲算是暂时控制了病情，屡次提出接他和母亲来济南，都被拒绝。父亲说，呆在大城市里，像坐牢。今年8月，听说了父亲再次住院的消息。大夫说，转移到腰椎和肝脏上了。那时刚给自己和儿子过了生日，我想起来，我还从来没有给父母过过一次生日，甚至只知道属相，连他们出生的年月都不曾用心去记。

父亲说，他和我娘原本也不知道自己出生的月份，因为没人替他们记得。参加工作的时候，本着劳动人民的特色，每个人给自己编了个日期，一个是劳动节，一个是党的生日。2010年的9月，大雁塔下的大师问及父亲的生辰八字，我说，1951年7月1日。我以这个不甚明确的日子，为父亲请了一个守护佛，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亲手给他戴在了脖子上。事后，我娘告诉我，父亲偷偷的说，女儿太烧包。

其实，这次回家，发现父亲已经平和了很多，他和我安然的商量身后事。父亲想葬回张义堡，我说，那个地方的居民早都已经搬迁完了，父亲又说，想和他搬迁后的兄弟们葬在一起，我娘说，那是人家自家的地，你的侄子们愿意么？其实我娘是不愿意和父亲一起去乡下。我跟父亲说，还是在城里的公墓吧，以后我和弟弟带孩子回来，也方便去看你。父亲说，你们工作那么忙，一年才能来几次？我说，和现在一样。

和现在一样。原来，父亲生死的界限，在我们作儿女的心里，竟然不曾有。父亲又有些遗憾，说，活了一场，不想最后只有一把灰。我娘说，灰和骨头，埋在地下有什么区别？父亲沉默了一会，说，公墓就公墓吧，只是，又要你们花钱。我说，挑个好点的地方吧，这是你人生中的最后一笔钱了，不要再为我们省了。

父亲觉得我在大城市生活，压力巨大，总想替女儿省钱，所以我没跟他说，我还干了一件烧包的事情。我在大雁塔的阿弥陀佛之前给他烧了很高的一炷香。父亲从来都不相信救世主，我和父亲一样，基本不烧香，基本不磕头，无论对人，还是对神。

我烧香，只是想对佛说：我的父亲卑微但不屈膝，能力有限，劳碌一生，只有微弱的光，却尽力给家庭以温暖。阿弥陀佛是接引佛，我相信未来的某一天，他能带着父亲去往西方极乐净土，那里莲花满地，清音缭绕，他能安然的看到，他的女儿，在他温暖的光芒下，一如既往，独立坚强。（全文完）

后记：

文章从10月9号开始写的，写的很絮叨，每天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就断断续续的写，一边写正文，一边写后记。从前也写过断片子，但几乎都不能成型，因为我发现我每天的心情都不一样，面对昨日的文字，总是找不到相同的触点。这次却不同，每次看到屏幕，我都像是要唠的家常暂时打断后被恢复，随口说起来，亲切如昔。原来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酝酿情绪，这是这篇给我的第二个例外。

10月17日   文章的开头是十月九日，竟然已经过去了八天。因为写字是活在回忆里，尽管再多的不愿意，回忆在现实需要的时候，还必须及时散去，我也必须继续东奔西走，劳顿在各种各样的旅途中。父亲从来不知道我在这里写字，更不知道我会写回忆里的他。他只是在每周的电话里，嘱咐我要怎样的面对压力，保重自己。

有人约稿，没有拒绝。小时学钢笔字的时候，被父亲责令练字，每日写满十六开的白纸一张。对于文史及写字的爱好，也是在父亲买来的一堆的唐诗宋词以及历史故事中培养而来。我写博一直是为找个和自己对话的地方，从不想引起陌生人的兴趣。但此篇让我改变了主意，这是第三个例外。因为我想若真能以这样的方式变成印刷体，我会让父亲看到，将此作为他女儿此生带给他的最后一次荣誉。

10月18日  寒冷说到就到。在黑暗的夜里，大脑倔强着不肯睡去，只好睁着眼睛想象窗帘之后的萧索，明早起来，应该是黄叶满地吧。翻来覆去的想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是父亲。手机里没有歌词的音乐就一首，秋日的私语。在深夜里插着耳机，持续的听，一遍一遍。父亲永远不会听得懂这首曲子，另一个男人我不知道会不会懂，其实没有所谓，其实我也不懂，只是每次听来，都觉得回忆变得昏黄，时而温暖，时而冰凉。

10月19日  终于完成了作文。点击率已经高过了其他的文章，真实的亲情高于任何的风花雪月和搔首弄姿，这让我觉得欣慰。整篇文字没有任何华丽汹涌的语言，朴实的风格，一如父亲本人。一路写来，平铺直叙，想到什么，就是什么，随意的缝缝补补，只是在结尾的时候，有一些困难。以为大部分的记忆被岁月带走，不曾想碎片越来越多。只恨没有胶片机等刻录设备装在大脑里，这样，一路流淌下来，就会是一个完整的影像，不遗漏点点滴滴。

12月     除了生死不能，其余的，最终还是要选择。我选择以上的这些，呈现给自己之外的人，其余的那些，继续如丝絮一样飘浮在我的世界里。这些丝絮终究会蓄成一件柔软的棉袄，温暖将要到来的寒冷日子，温暖我未来漫长的人生。

１９５１．７．１－－－－－－－２０１０．１２．２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