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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从神话到历史》第9章

要想了解没有文献资料的时代的精神世界，是一件困难且难以超出臆测的事。然而物质文化却是以社会群体与个人达成默契的精神世界为背景才得以造就。所以根据物质资料，应当也可以复原其中所包含的人们在默契中达成认同的精神世界。根据物质文化的形态及纹样上的特色，我们还可超越单纯的区域特征的解释，进而把握其内部所包含的人类精神生活的特质。

渭河流域至黄河中游地区以及黄河下游地区的偶像表现以描绘在陶器上的人物像或动物形象为特征。例如在陶器表面贴附人像的表现形式可见于黄河中游地区至黄河上游地区。在陶器上描绘鱼或鸟的图案的表现形式则出现在渭河流域至黄河中游地区。同样是陶器的绘画表现形式，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大口尊上可见表现火焰的记号。

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至后期，各地的社会阶层构造日渐显著，处于阶层差距加剧的阶段。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构成阶层构造的单位都已转变为由父系血缘组织构成。

身份秩序对应着陶器的器种构成，这不仅是随葬陶器多少的问题，而是体现出当时已经按身份秩序不同来随葬特殊的陶器，而使这种随葬方式成为可能的正是当时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而且这些特殊陶器均为酒器，说明与祭祀相关的用具只有特权阶层才能拥有。

玉是新石器时代最为贵重的物品。社会产生阶层差距，玉器逐渐成为一种威信物，成为显示上层阶级身份的物品。更作为祭祀用具成为宗教祭祀的中枢，并通过祭祀与首领的权力发生关联。因此各地逐渐产生独有的玉器文化，这些文化又与各个地区固有的精神文化结合在一起。辽西的红山文化中出现了表现龙的形象，被称之为“猪龙”的玉器。

就像问鼎轻重的成语故事一样，以包括鼎在内的陶器构成来显示身份秩序的格局是由山东龙山文化确立的。值得注目的是，以见于山东龙山文化的这种身份秩序为背景的仪礼正是商周社会仪礼的基本的精神基底。

鼍鼓是用扬子鳄的皮制成的鼓，石磬则是商周时期与编钟一同盛行的编磬的祖型，为单独一件的石磬。值得重视的是，这些乐器不曾出现在低于首领阶层的被葬者的墓中，而是仅为男性首领墓所独占。也就是说，这些乐器已成为显示男性首领社会权威的工具。

陶寺遗址的首领墓出土的俎上面置放着一把菜刀形的大型石刀，正如今天我们使用的砧板与菜刀组合在一起的形态。

商王朝正是以扩散于长城地带及其交界地带的卜骨祭祀为基础，将其与王权体制相结合，发展了卜骨及甲骨文。在另一方面，后来作为农业祭祀发展成形的卜骨祭祀经过朝鲜半岛，在弥生时代扩散至日本列岛。

标志首领身份的“乐”与诞生于山东的身份秩序即“仪礼”在二里头文化以后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商周社会的基本社会秩序即“礼乐”。

在二里头文化期，受到位于河北省南部的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的影响，并不断吸收二里头文化及相邻的岳石文化的要素，这里曾存在名为南关外类型的文化。南关外类型又被称之为先商文化，是商王朝的前身的文化，它与二里头文化即被认为是夏王朝的势力处于相互对立的关系。

探讨夏王朝是否实际存在的问题，在这里并无太大效用。问题在于，与其主张二里头文化相当于文献所记录的夏王朝，并强调该时期为初期王朝时期，不如对二里头文化是否达到了王朝所应有的社会进化水准的问题加以客观论证。

文献史料中所说的夏王朝，所指大致就是二里头文化。但是需要再三强调的是，即使夏王朝就是二里头文化，也并不等于说文献史料中所记载的有关夏王朝的内容就因此得到了证实，更不能说，由此就可以通过文献史料的内容来证明二里头文化是否完备了王朝应有的政治体制等问题。这种立论本身就不合道理。因为用作论据的文献史料是以战国时代以后历史观为背景记述的。这与根据商王朝等甲骨文及金文资料等同时代文字资料来实证这段历史的方法大不一样。

通过利用诸多区域的精神基底和信仰，以求回避此前社会组织发展的矛盾，从而完成进一步的社会进化。从多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社会吸收多样的阶层体制的维持装置，这种状况或可看做是超越此前首领制社会的王权的确立。被认为起源于西北的卜骨在二里头文化期也经常使用，这应当也是当时引进的多元性祭祀的一环。

郑州商城是南北略长的都城，其中心地位于都城的东北角。与偃师商城的宫殿区一样，除宫殿外，还设有园池。宫殿和园池是东亚都城构造的原点，两者的存在说明当时王权已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