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31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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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从神话到历史》第5.6.7.8章

长江中游地区很可能是稻作农业开始的核心地区。新石器时代前期的彭头山文化是湖南省澧水流域的文化。而在湖北省则被称之为皂市下层文化。两者皆拥有以绳席纹技法制成的釜、壶、钵构成的陶器组合。皂市下层文化出现于较晚的阶段。在彭头山文化的八十垱遗址出土了大量稻壳。中国的农学者们认为这些稻壳属于栽培稻。中村慎一先生则以稻壳较小,认为很可能是野生稻。但不论是栽培或野生,大量稻谷被采集并贮存的事实是确凿无疑的。

首领的存在的墓葬不是群体墓而是独立开辟立地,说明首领的存在非同一般。并且这些墓葬的墓主均为男性,由此可知,这里与长江下游地区同样,父系阶层社会已经到来,但当地不存在像长江下游地区那样的土墩墓。该地区还出现了一个区域性特征,即之前仅用于埋葬儿童的瓮棺开始用于成人的埋葬。这些特征可见于肖家屋脊遗址,与聚落遗址石家河遗址处于分离的特定地点,是一处用于埋葬特定个人的墓地。这个阶段开始用于随葬的、石家河文化特有的玉器来看,我们大致可知,拥有这些玉器的成人墓主在当时社会中属于特定阶层。

城垣的意义与其说是用于防御群体间因对立导致的战争,不如说是为了抵御洪水的侵袭而进行的集体合作。建造城垣的合作事业是针对洪水这种自然灾害而展开的活动,也是一项具有宗教意义的行为。近邻各群体一定曾反复进行着集结群力建造城垣这种宗教行为。

长江下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中期末至后期初始阶段就出现了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多重化。而长江中游地区却停留在均等的血缘氏族群体这种部族社会阶段。虽然通过防御洪水的宗教性合作筑造了巨大的城垣,但该阶段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阶层构造并未出现相应的进化。

以父系为中心的血缘家族以祖先祭祀为宗教的关键事务,以此保持团结,并通过扩大家族使群体不断壮大。血缘家族之间即氏族间的经济差距以及群体内社会地位的差距也由此而生。

新石器时代后期是在各地区的区域文化中开始出现首领阶层的阶段。同时如玉器的设计构思等所体现的那样,为维持首领权所出现的宗教性及信仰等,在各地区之间又存在着各自的差异。人们的宗教及精神生活也因地区而各不相同。另外,即使各地农业社会在时间轴上存在先后关系,但在各地区之间渐渐出现另一引发社会进化的起爆剂,即地区间交流的开始。与其他群体保有某种交流也可使交流者在群体内的地位得到提高。并且这种因交流扩大而产生的信息共有才是促使各群体组成同样的社会组织、缩小社会进化的地区差距,带来同一化的原因所在。

伴随着安定的农业发展,阶层关系日渐复杂化。与此同时,出现了统管人们通过生产活动所得的收获物的首领。而且首领率领着生产手工业品的特定技能群体,掌握着生产物资的再分配。首领的特殊地位由特定的氏族和家族独占,首领还独占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祭祀权和军事权。并且通过特定的宗教祭祀来实行生产物资的再分配,以维持社会和群体的安定。

红山文化以农业的发展为背景,出现了该地区固有的墓葬即积石冢,显示出明确的阶层分化。积石冢是一种个人墓葬,用石头堆积成垒,其地下掘有墓圹,内设箱式石棺。在石垒边缘,为标识墓葬的范围,按一定间隔埋有底部中空的彩陶筒形罐。

在牛河梁遗址群分布有积石冢的地带,其北部中央附近的山坡上发现了一座被称之为“女神庙”的祭祀用建筑物。在一处大型的半地穴建筑的遗存中,与墙体一同发现的还有动物及人物形象的塑像。其中一座巨大的女性塑像也是该处祭祀用建筑物被称之为“女神庙”的原因。“女神庙”与多处积石冢组成的牛河梁遗址群形成了红山文化社会的中心聚落群。

以辽河为界,西侧为辽西,东侧为辽东。辽东又以鸭绿江为界与朝鲜半岛相接。辽东较辽西多山地,没有广阔的平原。山岭一直延伸至海岸线附近,仅在河川的河口附近有少量的冲积地带。这种地形类似于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地形环境。辽东也属于远东平底陶器文化圈。从特征来看,论及文化领域时通常可以把清川江以北的朝鲜西北部也包括在内。因此,辽东作为与朝鲜半岛相接的地区,在考察华北粟、黍农业文化是如何传播至朝鲜半岛的时候具有重要意义。

不论是在辽东半岛还是胶东半岛,石器中都未见磨盘和磨棒,只有近似于绳文时代的研磨盘和磨石一类的石器。并且发现了一种名为矢柄研磨器的骨角器制作工具。这说明当时处于渔猎采集社会阶段,其中渔业占主要地位。被两个半岛围绕其间的渤海湾是共同渔场。虽然如此,胶东半岛当时属于陶器文化,受到山东新石器时代中期初始时期北辛文化的影响,当地陶器的信息源与辽东半岛并不相同。

由综合性的属性形成的文化样态表述为文化复合体。也就是说,农业是作为一个文化复合体传播的。当然,传播所到的区域在吸收文化复合体的同时,依然充分具备着将其加以区域性改变的、接受者的自主性。

新石器时代中期沿汉水北上至淮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也开始有栽培稻传入。在同一时期,栽培稻也传入沿淮河支流流域上溯至黄河中游流域的地区。但是其传播过程决非前述粟、黍农业在辽西、辽东以及朝鲜半岛所显示的那样,通过包括石器组成的文化复合体达成,而是栽培稻的单独扩散。也就是说,对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理解为:粟、黍杂谷农业社会顺应水稻生态系统的最北界限向北延伸的变化,在栽培谷物之中引入了水稻。

以宝墩文化为基础,于商周并行期诞生了当地独有的青铜器文化即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第一期基本延续宝墩文化的直接谱系,属于新石器时代终末期的文化。三星堆文化第二期的陶器样式发生巨大改变,其内容受到中原的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可看作是二里头文化的扩散

过去因为鬲是商代的基本器种,而且是随葬品中的主要陶器,因此人们一直把商王朝的政治扩展与殷商样式的鬲的扩散作同等看待。或者说鬲一直被看成是一种从陶器的角度给商周社会的范围贴附标签的绝好材料。因此对鬲这种陶器器种难免有过度重视之嫌。

与外来群体保有交往这个行为被象征性转化到了随葬品之类的实物之上,彩陶、石钺、豆等物品即是其象征物。王因墓地所属的群体起初偏好与黄河中游地区的群体进行交往,而后又将偏好转向长江下游地区的群体。当地的外来器物也随之变化。可以说拥有与外来群体交涉权的人在群体内因此得以逐步增进实力。

把传说的内容直接援用到考古学解释的做法必须谨慎对待。我想应当先保持克制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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