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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无声，霞光嘶嘶燃烧，无垠的天穹总是用一种光芒朗照一切，律动与安眠，飞鸟和落尘，一呼一吸之间，光影就流转了。光影如脱兔，兔子在田野极速奔跑，长耳朵一甩就没了踪影。天边有群雀归晚。细微处，蚂蚁举着一颗谷粒凯旋而歌。尘世的小动小静背后，旷野大如天，日升与月沉，似了人们早上听到的鸡啼，平稳安闲又空无一物。
消息不知谁最先说出的，又相互传递:今晚村东的谷场上放映电影。消息刚在耳际袅了一圈，田里劳作的人们直起腰，再看到手边的农活时，眼前已是银幕前那些声光交织的画面了。
放电影是村里的大事。土里盼雨水，盼收成，盼未来的乡人，把演一场电影当做某种仪式，境况相当于一场大戏。娶媳妇要演一场电影；家里添了男丁，要演；孩子考上大学，要演；老人去世，也要演。后来，大凡家里有了一件喜庆的事，不演一场电影自己就觉得说不过去。村里一户人家生了男孩，隔天槽头添了一头母驴驹儿，主人大喜之下，演了两场电影，人们都说，这家添了一男一女。
更早些时候的七十年代，电影是个稀罕物。那时的时光，仿若清汤寡水里飘着一朵苦菜花。夏天，孩童们在土院子里睡醒，光着屁股从水缸舀一瓢冷水，咕咚咕咚灌下去，打个嗝跑出，野地才是他们的天地。冬天的村庄安静得如一纸淡墨画，几个黑衣老人蹲在南墙根下晒太阳，无声的世界一如屋里熄灭的煤火。土里的产出已填不饱肚子，缺油少盐的日子浑如一锅炖白菜。
向晚无灯，炊烟飘散后，人们抬头看到的是天上的明月照彻九州，屋里却朦胧如含混不清的梦呓，没有诗词，没有想象，梦里也是干涩的。这时，如果听说村里放映电影，即便当时已经半睡，也会瞬间清醒，接着穿衣下炕，向着喇叭响处急奔而去。物质匮乏的地方，往往由精神来盛满。
一场电影足可以喂饱三天的饥渴，喇叭里那异样且悦耳的腔调，银幕里那流动的风采，以及简直对照了自己的情节与暗生的情愫，银幕下的眼睛这个时候才被点亮，精气神这个时候才凝聚起来。跟着故事毫不吝惜地挥洒着悲喜的神情，仿佛让他们暂时忘了日子的愁苦与身上的伤痛，他们只在村庄的一隅倾注了自己的情感，他们唏嘘，爆笑，愤怒。村庄的夜晚，明月挂在西天，银幕里万千风云。
和我讨论电影最多的人是张增义，一个七十年代就已从事电影事业的放映人。看着他，我想象着一场电影的演出，当我和伙伴一起跑向放映场地的时候，他可能在某个村庄的放映机前，对着手稿声情并茂地朗诵着自编的快板:
“竹板打，响连声，
今天咱说说住家闺女崔学英。
别看弱小扛大事，
撑起十八口子大家庭。
这个人，拎得清，
哥嫂聋哑不管事，
完婚就把二胎生。
两个侄儿她关照，
穿衣做饭忙不停。……”
快板在放映机前上下翻飞，干硬的竹板碰撞出脆亮的声浪，一声一声敲击观影者的耳膜。静夜无声，虫子的叫声也没了，万物退去，天地间只剩一处灯火，几声竹鸣。年轻的放映员在灯光下打着快板，打着，念着，铿锵有致。
我恍惚了一会儿，时间仍在流走。抚慰心灵的东西被大段地删减后，留下的是稳火慢烧，那叫经历。
“好老弟，我特别高兴能和你说几句话。我学历太低，只上过六年半学堂，六零年自然灾害，低指标，考上高小，为了活命没上学，随父亲去了山西和陕西躲灾，逃荒三年。”
任何促使人成长的东西，把眼前的困苦捶打成铁器来使用的磨砺，或者，翻过人生大山时难免的磕碰与咬牙，日后是不是都将催化言谈时语调的平静？
张增义身材高大，和我一起坐下时，双手放在桌沿上，缓缓说道:“逃荒路上，一片苦苦菜，救命了。”我接一句:“苦苦菜，真是味苦节高。”
我走进他的工作室，对满壁奖状赞不绝口，尤其对他出版的四卷《农夫斋诗稿集》表示由衷的感佩。老张一生喜文，老来闲暇时更是笔耕不辍，用信仰和一腔热血颂扬政策，讴歌生命，他的事迹曾经登上省报头条。我一边翻阅他的诗词，一边问他从陕西回来后的事。他说，回来直接上了初中，没毕业就赶上了大运动，停课，串联，到北京转了一圈。京城纷乱的情形让他迷惘，他挠挠头，仍不得要领，就独自回了家。
“我当过生产队长，带头交公粮，难忘青春年华啊。后来任公社政治夜校校长，当过老师，公社成立电影放映队后，我又成了放映员，到此，灵魂才有了安放地。一干就是三十年。”
放电影是从五台山走向峨眉山。这句话，我听他说了好几遍。世上令人着魔般热爱的事业，仅听说哪怕一点点相关的信息，内心已经在修行的路上了。
放映机打开的那个时刻，张增义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部分放到了心灵的供桌上，生活的苦与乐，人与事的纠缠，都在那一句喊声中得到了最大的救赎:“观众朋友们，电影马上开始了，今天放映的影片是<小兵张嘎>！”
张嘎子从电影里走出来，化身为身边的伙伴，还有胖墩儿，老钟叔，侠客一般的罗金宝。在荒凉的院子里，在葱茏的高粱地里，剧情被反复重演。时代的精神食量，让塌瘪的肚子充盈了饱满的热核，五彩缤纷却并不纤秾。
“一晃三十年。世纪末，放映机前站不了几个观众，电影成了冷板凳，我们这一批放映人也成了三不管人员，宣传部，乡政府，电影公司，都不管。它们以前都是直接下命令，都说对我们有垂直管辖权的。”说着，一脸无奈，又摇头苦笑。
我曾两次在张增义家相聚。第二次，我与几人同去，备了水酒，带了一包茶。为了助兴，老张特意从隔间里扛出了一柄偃月刀，纯钢打造，入手沉重。席间，他离开座位，双手持刀，几个动作下来，很有点电影里关公的气度。不过那次，我意在探知他的奇特经历。我很早就听说，张增义救过别人的命，这等壮举，自是不可放过。
他收刀入座后，听到我问徇，仰头作沉思状，须臾，时光重新走过一九六零年，那个逃荒的路上，那个冰天雪地的风陵渡。
风陵渡位处山西、陕西与河南的交界，鸡鸣一声听三省，黄河在此最终看清了归途，怒而折弯，酣畅地向着大海的方向奔去。大河转身，留下一个千古渡口，围绕渡口，历史在这里演绎，硝烟里弥漫了野心与私情。
张增义不会想到这些，那时他还是个学童，跟着父亲逃荒到对岸去，对岸，有梦里的繁华。
“那年冬至前二天，大块小块的冰凌呼啦呼啦顺河涌下来，渡船不能行驶了，只好等天气更冷，河水冻成冰桥后，才能塌冰过河。”
寒雾与冰渣，流水一样漫漶，时光的铺陈不紧不慢。
一起出来逃荒的人住进河边的店里，等寒流。黄河岸边，一棚茅店，滴水成冰。那天晚上西北风刮了一夜，凌晨时分，店掌柜笑哈哈地来报喜，说冰上已有野兽蹄印，可以过河了。
出发时，张增义看到，岸边有一张矮桌，蒙了红布，上面放了一把避邪的斧头，每人在桌上放一元钱后，就踏着河冰走进了黄河古道。浓雾迷蒙，双脚打滑，求生之路处处布满艰辛。二张父子的脚下是六十年代的一条冰河。时光多么迢远。鞋底很薄，凝冻刺骨的冷气穿过棉鞋直透脚心。
（这时张增义连喝了两口酒，说，当时觉得自己在抱冰行走。）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忽地赶超了他们，一会儿就没入了河道的大雾里。时间不长，他们听到了惊慌的呼救声，张增义父子赶到时，看出那个人一脚踩进了冰缝中，冰渣把他的腿脚挤得严严实实，另一条腿只是在冰面上打滑，却无法脱身。冰面破裂处不可再承受重物，只能由瘦小的张增义爬在破口旁，一点一点把冰渣挖开，活似徒手解救地震后被埋的伤者。
“他从冰缝中出来了，我的手冻成了胡萝卜，到陕西时两手胀得像小鼓，春天才好了些。”
萍水相逢，一场缘分，同行一段路程后，他们挥手作别。
冰上救人，这实在是凶险的经历，没有过人的胆识与决心，绝难办到。听到赞扬，老张说，比这个事凶险的，是年轻时在村后的水坑里救人，自己险些没上来。被救者现在住在村西南角，如今两人亲如一家。
竟然有两次救人的壮举！我站起身，把脸伸到他的脸前，瞪大眼睛说:“佛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够十四级了，怪不得你老哥身体倍儿棒，当干一大杯！”
过后想起，几人都醉了。迷糊中好像参观了他那部堪称古董级的老式放映机，他深情地讲着什么，两手比划着，一副留恋的神态。忽又记得，他拿了偃月刀，在院中舞了一通，几人都拍了手。那一记拖刀斩，遒劲果断，哗啦一声，像是要把无根的烦扰与困厄，一刀斩落马下。
心之海，涵虚了万物，我们似乎都留有一方专属的区域，自觉不自觉地竭力守护着什么。总有什么让人一生都在心疼着，一件事，一段过往，或是一个背影。每件闪光的物事，落幕后仍会闪耀在某些人的心底，时光流逝，心却依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