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9年，李世民于含风殿驾崩时，武则天已是27岁的大龄女性。跟所有未曾生育的嫔妃一样，皇帝死后不久，她也剪去三千青丝，遁入感业寺，青灯古佛，了度残生。

命运似乎不公，她在十三四岁之间入宫为才人，所谓才人半为侍女，半为皇宫中没有实际名分的姬妾。无名无分，却依旧要像那些有名有分的嫔妃一样，遵守规定，为“龙驭上宾”的男人保守身体与心灵的纯真。这似乎有点强盗逻辑，我曾经拥有，你不可染指。

然而命运就是如此弄人，不管你是多么想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总有一条不变的道路等待着你。寺内的女人都死了心，武则天也一样，只是她内心深处多少还有一些幻想，想着那个男人能够带她走出苦海，她不想就这样孤独地度过她的一生。这个男人就是继位的李治。

武则天应该感谢李世民，如果不是他病卧床榻，李治也不能长时间地陪伴他的父亲，自己也就不会与年轻的太子发生情感上的交集，而日后所发生的故事也就无从谈起。

李治巡经该地（感业寺），之后她被纳为昭仪，即下级嫔妃，一年之后皇后被废，武则天立为皇后”。

李治将武则天从尼姑提升到后宫主人的地位，于649年夏天的那次邂逅不无关系，显然，那次相遇让还是太子的李治久久不能释怀，他无法忘记那个曾经属于父亲的女人。

这个“天资极高，读书极多，而尤以意志力极强称”“才貌识见都不能算平庸”的女人终于回到了她日思夜想的皇宫。

早年武则天被选入宫，母亲认为宫门一进深如海，伤心落泪，她则说进宫未必是件坏事，说不定女儿这一去就会有大出息。武则天肯定会记得这句话。

由此，她入宫后的一切所为，很难说没有经过策划与预谋。传说高宗李治去感业寺，是被武则天的一首托人寄往皇宫的情诗所感召。

这首情诗是这样写的：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武则天是个主宰命运，而不甘被命运主宰的人。太宗时代，她默默无闻，没有名分，李治朝，她不能再庸碌无为。难道李治死后，她再去做什么尼姑不成？

从昭仪到皇后，武则天用了5年时间，先是借王皇后之力除掉李治宠妃萧淑妃，后又将女儿之死归咎于王皇后，使李治反目，终以“废王立武”成为最大的赢家。

武则天的成功，很大程度是拥有能控制李治的力量，这一点“无可置疑”。权力暗战是如此，后宫宠幸上亦如是。

高宗有子八人，前四子出自后宫其他嫔妃，后四子则全系武后所生。

以唐朝皇帝姬妾子孙之多，如太宗有子十二人，玄宗有子三十人，宪宗有子二十人，武则天必曾专宠于李治之后宫。武则天的聪明之处，在于善于利用现有的资源，使自己得到最大化的利益。

身为女人，她有让李治心动的所在，在悄无声息中，她让帝国的皇帝为她铺平了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这并非是一般史家所称的“唐高宗李治软弱无能，才引起这段‘女患’”。

现存史料不能证实他在长期做傀儡皇帝，况且他的好动好改变，与武后不相上下。

武后执政期间改年号十六次，高宗就改了十四次。他建蓬莱宫、合璧宫、九成宫和镜宫，都具有打破传统的作风。有了这么多的事迹，可见他纵听任武则天，让她专擅，不能就算庸碌。

李治当然不算庸君，他在位期间，唐朝的疆域和威望超过了李世民时代。他任武后自专，是看中她确有过人的治国才能。否则李治在位34年间，不会一再在臣下面前标榜他的皇后就是他的分身。

显然，武则天在高宗朝获得的无与伦比的地位，以致在690年武则天“革唐命而开创一个周朝”，与一般所谓的“女人乱国”有着不同的意含。

事实上，武则天在种种事件中已经向我们彰显出她的一种手段：制人如制马，决断而不留情面，不过这并不妨碍对能臣的欣赏。如狄仁杰任刺史，后任平章事，已是朝中重臣，也屡因事关原则，冒死直言，但仍赢得武则天几分的尊敬。

治国与驭人是一回事，有时需几分明白几分糊涂，有时则需洞察秋毫，立威于当下。唯有如此，她的政权，才能为她本人及她亲信的安全的唯一保障。

经过几十年宫廷争斗的洗礼，武则天深谙此道。拿前者来说，她到七十多岁的时候又以美少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及女儿太平公主燕居作乐。

司刑少卿桓彦范上书弹劾他们，指出“陛下以髻履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乱罪多，自招其咎”。武则天置而不问也不追究进谏人。

后者，则是她重用来俊臣，造成“特务政治”和“恐怖政策”，设“铜匦”，使国家进入全民告密时代，人人自危而不敢言。

至她为女主的后期，已实无威胁她的人物或集团。武则天的事迹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范围，武则天本人是否也会有同样的看法？她是否觉得自己过于复杂而不易亲近，过于强势而不易理解？

史书记载，晚年的武则天身边除了男宠，没有可亲近信赖的人，女儿太平公主与她似乎也早已产生了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