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话很有道理。在我国悠长的文学历程中，凡论及建安时期的文学，无不推崇“建安风骨”；凡论及建安时代的代表文人，无不推崇“三曹七子”；而当论及其中最杰出者，莫不推举被钟嵘誉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后人多用“子建之才”来赞叹某人才能的不同寻常，这是无可厚非的。任何一件事物，人也好，文学也好，无不选其主要与突出者。这似乎是千年不变的定律。
曹植以“任性而为”的性格，命运多舛的人生经历，“词采华茂”的文学成就赢得了各类型人——无论是其对立者还是支持者的惋惜之心、同情之心、赞赏之心。这样以来，曹植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似乎被他的文学成就弥补了。
曹植的志向很大。他在《与杨祖德书》中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功绩，辞赋为君子哉！”但后来的现实却不遂曹植的心愿，甚至可以说是事与愿违。他在政治上无展才之门，纵便穷其一生，苦苦求索，最终仍是一生空梦。但被他视为“小道”的文学之路，却成就了他的文学风流。是命乎？非也。从外因看，时代使然；从内因看，曹植的性格使然。
在文学上，曹植的一生，可谓是风流的一生。虽然前人已对他有比较恰当的评价和结论性的概括，但我认为“风流”二字是更为恰当的概括。《现代汉语词典》中对“风流”的解释是：“（一）有功绩而又有文采的；（二）只有才学而不拘礼法；（三）指跟不正当男女关系有关的。”追寻曹植的一生，他是建安时期文坛上的重要人物。正是他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最高成就，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当然，曹植之文学风流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归结起来，大致是：在前期是贵公子式的生活和“建永世功业”的理想，在后期是“建永世功业”的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而贯穿前后期的是他在时风中“任性而为”的性格矛盾。
汉代末年，战乱频仍，群雄割据，民不聊生。特别是中原黄河流域，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进军洛阳，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的二十年里，变成了一个大屠场。洛阳、长安相继遭到严重破坏。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资治通鉴》卷五十九）。长安城外，一片“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悲惨景象。战乱给人们带来灾难的同时，也造成了思想和个性的解放。曹植“生乎乱，长乎军”的人生经历，使他从少年时代就树立了建功立业的抱负。曹植在政论、赞颂、章表之类的文章中，表达了“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并跟随父亲曹操“伏见所以用兵之势”，增加了军事才能方面的自信感。从《三国志》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这其中的“难问”，作为一代枭雄的曹操绝对不会问些无聊之事，肯定有不少关于军政方面的问题。曹植既能“应声而对”，在说明他有才华的同时，也证明了他的确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忧患意识，并有建功立业的愿望。但曹植毕竟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一位虽生在乱中却衣食无忧的贵公子。他虽流露出“捐躯赴国难”的愿望和“视死忽如归”的勇气，即使才华横溢，却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而涉及社会深层的东西，却因生活上十分得意而被掩盖不少。
但由于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曹植有着“任性而为”、豪放不羁的性格，这已足以使他成为一位比较有个性的文人。在前期，他也确实写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反映曹植理想与抱负的《白马篇》，表达自己文艺观点的《与杨祖德书》，反映思妇之愁的作品，以及一些赠诗等。这都为他后来向更高文学层次迈进奠定了基础。
在曹植前期，尽管社会面貌惨不忍睹，曹植却“以公子之毫，下笔琳琅”（《文心雕龙》）。刘勰说：“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当然包括曹植在内。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其父曹操考虑立嗣问题时，曹植的政治命运开始转折，文学命运也开始向更高的层次迈进。尽管曹操对他非常喜欢，并认为他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但却因曹植自身“任性而为”的性格造成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悲剧。《魏志·陈思王植传》说明了这一点，其中说：“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为，不自彫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自此以后，曹植的噩运便随之而来。先是曹操的《立太子令》给植当头一击，接着又是曹丕及其儿子先后继位。虽然曹操曾多次表现出给曹植机会的表面行动，但作为城府颇深并决定早下的曹操是不可能废丕立植的，正是曹操把曹植推向了人生悲剧的漫长旅途。曹丕及其儿子对曹植的态度虽有不少私人的原因，比如曹丕妒恨曹植差点夺走自己的太子位，曹叡惧怕曹植威胁自己帝位，却很大程度上是曹操的继续。后来，曹植虽因母亲卞氏的帮助、自己的谨小慎微、曹丕父子拉拢人心的需要保住了性命，却过着“生不如死”的半阶下囚的生活，永远失去了“建永世之业”的机会。曹植的政治理想和残酷现实之间形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曹植收敛了“任性而为”的性格，虽然他一生中从未放弃过理想追求，却因统治者曹丕和其儿子金口不开，曹植始终不能摆脱命运。即使死后，他仍被冠以“思”字。
这人生的悲剧历来被认为是曹植的不幸。但作为文人气质较浓的他来说，却是不幸中的万幸。正是这坎坷的政治遭遇，敲碎了他“建永世之业”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成就了他后期的文学风流。一个人在春风得意时，其思想行为往往是停驻在认识的表面层次，难以突破许多思想、政治、社会中的羁绊，“罪过”袭身，这种地位的逆转，心灵历程的巨大反差，必然强烈地撞击着他的个性，使他的情感发生急剧的变化。曹植早年的春风得意和后期的郁郁寡欢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曹植前期的作品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的话，那么后期才真正是“哀怨起骚人”。虽然曹植始终没有走进“哀且伤”的境地，却已经历了“哀而怨”的阶段。他把对君王的怨、对小人的厌、以及对自己政治理想破灭的哀，全都融入文章中了。于是，曹植在文学上拓开了更为广阔的题材范围，作品在思想意义上更为深刻。如《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就是这一时期的显著代表。
当然，曹植之文学风流的形成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和时代思潮因素，而它们都融在了曹植“任性而为”的任性之中，再由个性贯通到作品中。这里就不再展开详述。下面谈谈曹植之文学风流的具体内容。
曹植的文学风流表现在他的文学成就和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上。对于曹植的文学作品，不少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钟嵘更是把曹植诗列为上品，并说：“植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诗品》）。虽然，钟嵘认为曹植诗有着现实主义精神，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比较完美的统一。事实也确实如此。如他一首《美女篇》（参看《曹植集校注》原文），借助乐府诗题，以美女自喻，抒写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其词华丽，但内容并不流于空泛，而是达到了寄情于文的境界。后人有认为曹植作品过于华丽，表面看似一功，实则一过，自植始，绮丽华靡之风日盛。显然该评价是不妥当的。曹植文章虽尚藻饰，却并非言之无物。至于后人之风，乃是学习不精所致。
曹植在文学创作上，虽在多方面有突出表现，但最重要成就乃是对于五言诗的贡献。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在历史承继上，曹植继承了自汉以来的五言诗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是五言诗的集大成者。
（二）自觉运用音韵规律，打破了一韵到底的限制，力求明朗顺畅。
（三）作品内容题材广泛，思想意义较为深刻，形式上用词讲究，但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四）采用多种体制，其诗有游仙、杂诗、宴乐、赠别等多种类型。语言形式上除五言外，还根据内容及思想表达需要使用杂言。
（五）开拓了诗歌意境，发展乐府旧题，增强了独特的个性意念，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特征。
因为前四点，别人已有过过多论述，略去。我想就（五）谈些自己的想法。我们知道，汉乐府多表现现实，如《十五从军征》，描写一个老战士回乡的悲惨情景，揭示了封建兵役制度给人们带来的苦难。这种“感于时事”“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风格甚至到曹植时仍无改变，当然曹丕也一样。曹操虽旧题新用，却没能冲破客观描写的羁绊，曹丕作品婉约太过，过于细腻，很少正面抒写真正的主观情感。而曹植是在继承汉乐府的基础上，大力吸取古诗十九首的营养，完成了诗歌创作真正文人化的任务，把“建安风骨”推到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文质彬彬”的新境界。建安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即对文学创作及其发展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进入到能够按照自己意志驾驭文学规律的一个相对自由状态的时代。真正把文学创作推向自觉时代应归功于曹植，虽然这种转变在汉末甚至更早就已发生，但并不占主体。
由于曹植独特的个人经历，使他在诗歌创作中有明显的抒情倾向。曹植诗歌有悲情忧情，但最具个人特色的是“哀怨之情”。这种“哀怨”，应该直承屈原而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曹植之追求理想、渴望自由、愤恨小人、埋怨君主等情感，与屈原都很接近。但二人生活的时代不同，因而仍会有许多不同之处。屈原是在残酷的现实中理想完全破灭，承受亡国屈辱而发的哀伤情感，让人感到他的伟大与无私。而曹植并没有亡国（指魏）之经历，政治理想始终未完全破灭，他的情感是哀而怨，而不是哀而伤。因事而生哀，因哀而生怨，哀且怨构成了曹植后期诗歌的主旋律。这是与以往文人所不同的。这大概是曹植之文学风流的体现。如此以来，我们从曹植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一个凡人，有着自己的情感的人，让人觉得诗人是比较容易接近的。自此以后，文人抒情之风日盛。
通过上述分述与论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曹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风流人物。他 的文学有着时代特色，但也有自己独创性的一面。他的文学风流既有原因也有表现，这是一个应该多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