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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老屋在深巷之中，朴素而简陋。这老屋原是父亲的舅舅的，因舅公远赴新加坡“过番”，父亲便住到了舅公的房子，承担起了“嗣外祖”的责任。老屋年代久远，一巷三户，前巷后巷，住的都是老人。
母亲回想起最艰难的岁月，曾无数次提起一不小心碰到老屋的泥沙墙，沙子就哗啦哗啦往下掉。屋后还有公共粪池，夏日日暮之时，蚊虫嘤嘤嗡嗡，好不热闹。——但就是在这样的老屋中，父亲给了我们最好的教育、最富足的童年。我和哥哥从前巷追逐到后巷，童年的快乐在老巷子中拉长，延伸……
巷子里另两户住着4个老人。巷头一家是“卷熟烟”的，老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烟草；巷子中间的老人每天带着竹篓到榕江边抓 “红狗调”（红狼牙鰕虎鱼）去市场卖。父亲母亲待人宽厚，邻里和睦。在我们离开老屋后的近三十年里，家里有大小喜事——我们“出花园”、升学、结婚、生子……父亲总不忘到老屋给“老厝边”派发喜糖和粿品。我回乡曾偶遇掉了牙的邻居阿婆，她佝偻着腰，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说的全是父亲母亲的好。
父亲不到二十岁就在学校里当老师，在我出生之前，父亲已当过9年的民办教师。上世纪80年代，手工编织毛衣盛行，广东许多城市办起了毛衣厂，小城镇尤其是农村在家务农、带娃的主妇成了最好的编织“女工”。父亲独自到汕头市毛衣厂运来毛线，分给村里的“女工”编织，成了掀起村里编织热的第一人。此后，他又做过生意，开过毛衣机织厂，办过石材加工厂。
父亲白手起家，当我们还住在墙壁斑驳的巷子里时，父亲除了不断修葺老屋，家中也开始添置洗衣机、彩色电视、电话……父亲的第一辆摩托车是“铃木王”，他驮过我们在乡间小路颠簸，驮过我们到县城读书，也驮着我们奔向更闪光的日子。在深巷的老屋中，父亲的善良、努力、慷慨、乐观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父亲每天坚持看报。在90年代初的农村，黝黑的邮递员骑着28寸绿色自行车每日出现在巷口，他从挂在后座两边的绿色大布袋中抽出《汕头日报》，喊：“报纸来啰！”我和哥哥便抢着去给父亲拿报纸。报纸的油墨之香，是童年里最鲜明而浓烈的味道。我和哥哥读书识字，家里的报刊也丰富了起来，《中国剪报》、《文史知识》、《读者》、《读者欣赏》……那些年的书报，在深巷中打开了我们的新世界。
父亲生活朴素，但在买书订报上却无条件地支持我们。我小学毕业时，村里才有了第一家书店，但零散的书很快不能满足我们的阅读需求。初中时，我经常跟着哥哥骑车到镇上书店淘书。高中时，我们又多次坐车到汕头的“三联书店”买书，我们在书店里泡到日暮，艰难地挑选喜欢的书，花光了父亲给我们的钱。
哥哥天资聪明，好学上进，在没有兴趣班的农村，他自学国画、书法、手工、篆刻……几乎样样拿得出手，妥妥一枚“别人家的孩子”。我生性愚钝，小时又顽劣，虽耳濡目染也未学得一分皮毛。亲戚朋友皆夸赞哥哥，只有父亲提起我时难掩欢喜之色：“妹妹力气大，轻轻松松就把单车抬出巷头的门槛！妹妹胆子大，在学校还敢和男孩打架呢……”现在想来，在因“重男轻女”被深为诟病的大潮汕，我如此自由而骄傲地成长，无不是父亲给予我鼓励、尊重、勇气，还有无限的宠溺。
我曾羡慕朋友家阳台上向阳生长的花儿，可老屋没有阳台，屋前又搭着厚厚的雨棚，并不适宜养花。我从朋友那掐下一枝带花蕾的“太阳花”，种在棕色的玻璃药瓶里。阁楼的小窗射进了一方小小的太阳，我把小药瓶放在那一方阳光下，期待着它开出小小的“太阳”。难以忘怀那个在阁楼中守望花开的下午，父亲说，“以后，我们建一个大大的房子，有阳台，还要有院子，可以种花、种树、种草、种菜……”
有一天，父亲真的把新房的设计图带回了家，我们一家人围着小方桌激动地在平面设计图上指指点点。父亲对我说，“每个房间都有窗台，二楼有阳台，三楼有天台，楼下有院子，你想种多少花儿都可以……”
小学五年级，我们告别了巷子里的老屋，住进了新房。父亲在院子栽树、种花，铺上满院绿油油的草坪……我也随心所欲在房间的窗台种满了各种颜色的“小太阳”……
我想，从童年开始，从老屋开始，这一路，父亲或在前方为我们抵御动荡，或在身后为我们默默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