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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坦言：尽管有着种种缺陷，但《戒严》或许是最像我的一部作品。
这部最具加缪个人风格的三幕剧在当时却遭到了冷遇与批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喜欢它。这是继小说《鼠疫》之后又一部瘟疫题材的作品，但不同于《鼠疫》的那种现实主义风格，加缪以超凡的幻想融入了神话的元素，把瘟疫人格化成为颠覆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神。
一颗彗星为封建旧秩序敲响了丧钟。在西班牙小城加的斯，人们的生活因为瘟神与死神的到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瘟神与他的女秘书死神赶走了封建统治者，建立了一套更为严苛、专断而机械化的新体制，每个个体的存在都需要开证明，男女被分别隔离，爱情被禁止，人们被按部就班地安排走向死亡。法律、伦理被重新定义，存在本身被异化为了死神记名册里的符号与统计的数字。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中，青年狄埃戈在爱人维克多利亚的鼓励下组织大家摘下瘟神分发的瘟疫标志、奋起反抗，宁愿用自己的性命换取爱人的性命，触动了死神，动摇了瘟神的统治，最终联合起来赶跑了瘟神。于是，加的斯重新回到古老的、稳定的统治中去……
从故事本身来看，评论家们很容易便联想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二战刚刚结束，德国法西斯给被占领国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在这种极端残酷的恐怖统治下，个人如何追寻自由、反抗压迫、对抗荒诞显得尤为可贵。如果仅仅这样考虑，那么这部短剧就没有那么与众不同了。事实上，这个超现实的故事映射的不只是法西斯统治，更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与现代性。或者说，法西斯的恐怖统治离不开一些至关重要的现代性元素。
•生命管理技术批判
为什么要故意安排瘟神的新统治要求着各种各样的证件？这正是现代与前现代重要的差别之一。当然是为了方便管理，管理的对象是什么呢？对象恰恰就是生命本身，君主时代治理的目标是维护君权，而现代的治理目标则是“确保、维护、强化、增加生命和理顺生命的秩序”（福柯语），是从头到尾地控制生命，从出生证到死亡证，一个都不能少！为什么要故意设置一个健康证与存在证相互矛盾（要办存在证就得先办健康证，要办健康证就得先办存在证）的设定？恰恰就是为了揭示出这种治理模式对于生命本身的荒诞，这是完全外在于存在者的东西，但有时候存在者的存在反而离不开它们，这种模式是充满了内在矛盾的，但它总能维持下去。
•劳动剥削批判
瘟神的治理，将“太散漫”“太无聊”的人们关进了集中营，强迫劳役。观者非常容易联想到法西斯充满罪恶的集中营，却不易想起资产阶级秩序建立之初的类似举措。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开展，机器大增，工人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水涨船高，于是在1834年社会精英们召开议会修订了济贫法，开办“习艺所”收容社会闲置人员，取消“习艺所”外面的一切救济，这是为了使外面的贫民处于绝境，不得不入所从事苦役。济贫法委员会的报告说，体力强壮的住所贫民必须“受劳动和纪律训练的课程，赖以拒绝懒汉和恶棍”。为了不让他们生儿育女，入所的夫妇不得同居，他们和囚犯一样，必须穿着号衣，完全听从管理者的摆布，毫无人身自由。种种举措，与《戒严》中瘟神的政策如出一辙，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这，是对资本主义劳动剥削的批判。
（资产阶级们在赚取第一桶金之后，一切都好了起来，纷纷海外殖民，于是国内压迫转向国际压迫，造成更大范围内的道德败坏与不平等，却较好地平抑了国内的矛盾，走向所谓“高福利”之路；更有当代美帝国主义通过货币金融霸权转嫁通胀等种种恶行，如此不胜枚举）
•物化批判
为什么瘟神要消灭一切感情呢？为什么瘟神“一到来，打动人心的东西就离去”呢？因为这些东西对于治理毫无用处，有用处的是什么？是数字与图表，放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更核心的则是以数字图表为表现形式的利润。必须“用一个目录来代替全部生活”，才能“随意支配宇宙”。于是在数字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降格为了人与物的关系，人的存在被降格为了毫无生气的数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化理论聚焦的都是这一点：资本主义物化批判。
诚如荣格所言，“我们被数据埋葬。若有谁敢以数据来推测，则必须付出，也理应付出良心的代价”。诚如反抗者狄埃戈的呼号：“你们以为，一切都能化为数字，制成图表！可是，在你们出色的词典中，你们却遗漏了野蔷薇、天象、夏天的面孔、大海的轰鸣、撕肝裂胆的时刻和人的愤怒！”只有挣脱僵死而冰冷的逐利生活、数据化姿态，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审美的生命、进入真正的生命，才有可能真正地去存在。格里高尔•萨姆沙的悲剧不可忘却，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家庭被一种绝对的利益导向的理性所支配，那么它注定会走向自身的反动。
彻底的反动。彻底的灾难。一旦有一颗火星……
•技术理性批判
狄埃戈：他们若是有杀人的那天，也不过是疯狂一小时。而你，你是依照法律和逻辑来屠杀。……我认为不可原谅的，倒是你们对他们时刻犯下的罪行，而且你还早有打算，在你的肮脏的秩序中，最终将这种罪行系统化。
齐格蒙特•鲍曼在分析大屠杀的时候，强调了现代官僚体系非人化操作的作用。法西斯的暴行，实际上是效率至上、漠视生命的结果。在最初的时候，德国高层的计划是将国内的犹太人迁移到国外去，为此提出了马达加斯加计划。但在对苏战争失败、前线普遍吃紧的现实下，迁移计划已不现实，那么效率最高的方案便是修建集中营集中处决。这个机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前文提到的物化现象，物化的背后是泛滥的理性，是超越道德的理性，人已经不再是人本身了，而变成了某种非人的、需要被处理的对象，为了所谓“更美好的社会”（“园艺模式”的治理陷阱）。
“希腊观念的基础永远是有限的，而我们了解的欧洲是没有限制的，它一直有种将事物整个掌控的欲望，只有理性是被肯定的。”
——《海伦的放逐》
诚如霍克海默感叹的那样：“启蒙本身也是一种神话，甚至倒退为一种神话。”正是由于毫无节制的工具理性之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才使得大屠杀之类的解决方案不仅有了可能，而且可能性大大增加。不是大屠杀，也会是类似的东西——
脸书曾经被曝光故意给用户推送会激怒他们的信息，而不管那些信息是否是不实信息或者对某些群体有威胁，因为愤怒情绪会制造焦点与流量，制造利益；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网络平台似乎有意无意地为争议性话题提供更多曝光，而纵容某些思想观念极端的群组继续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制造对立可是大屠杀的第一步。我们也能看见很多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疫情采取放手不管的态度——这并不是疯狂或愚蠢的决策，恰恰相反是经过了精密的算计，这样做不仅缓解了老龄化、助力社会治理还能赢得选票，理性决策之下可没有那些无辜平民的生存健康权。
大屠杀可能从来都没有结束。
•劳动分工的局限性
瘟神的新秩序离不开原先旧秩序的官僚们，那些被招安的官僚，就像维希法国政府一样，心安理得地执行着杀戮命令。对于这一点，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概念以及米格尔拉姆关于服从的实验已经充分验证了其合理性，但大屠杀并不仅仅依赖着刽子手，这是一串链条，牵涉到行政官僚体系这个巨大国家机器的诸多部门无数的齿轮与螺丝。
比如说，为了送一火车犹太人去毒气室处刑，有的人负责铁路交通的协调，有的人负责开火车，有的人负责押送犹太人上下车，有的人负责脱掉犹太人的衣服……好像每个人都不直接为屠杀负责，但每个人又不能真正脱离干系。
这正是因为劳动分工，使得每个人的道德责任转变为了技术责任，既然不清楚我执行的任务整体情况，我执行好我的工作不仅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反而还成为了敬业、奉献的标志。
早在浪漫主义时期思想家们就开始了对启蒙的反思。席勒就尖锐地批判了现代市民社会与劳动分工：
“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劳动与报酬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也就将自己仅仅培育成一个个小碎片。耳朵里听见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轮子的那种单一噪声，人也就无法发展本质的和谐，只能成为劳作的一个印记。”
劳动分工在让社会财富变得丰富的同时也让个体变得贫乏，变得缺乏整体性。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只专注于自己工作的个体更是很难拥有批判性与反思性思维的，这样一个体系内是缺乏否定性力量的，它就不能自己否定自己、自己革新自己。
那么，什么东西能克服现代性的局限呢？席勒提倡以审美教育来抵达自由；马尔库塞主张“大拒绝”，否定额外压抑、重建秩序，一个力求解放人的新秩序；加缪则通过《戒严》表达了自己的立场：用爱克服虚无，对抗荒诞。
狄埃戈对维克多利亚的爱拯救了她，对人民的爱则拯救了城市。不要害怕牺牲，牺牲是必要的——只要它能实现最终的解放。在《正义者》与《阿斯图里亚斯起义》两个剧本中，他表达了类似的观念，回归了自己反抗者的立场。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位高尔基笔下的丹柯——能燃烧自己心脏、照亮众人前路的领袖。丹柯凭的是什么？就是爱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