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记
除夕早上五点半从南通出发，回老家淮安涟水。刚上高速，因见前方车灯连绵不绝，感觉要堵车，不料愈行愈快，到家还要比往年早些。
吃完午饭，即和父母去奶奶坟上拜祭。说来实在愧为子孙，直到今日才清楚看到并记得奶奶的生卒年：张士芳，一九四六年生，卒于二零一零年。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奶奶的名字是取得极美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名字出现在那个年代，应是取给大家闺秀的，而奶奶的二子一女的名字比较起来，则带着六七十年代古板且单调的印记。
所以我总在想，或许奶奶出生时家境总还是可以的，抑或家中有个读书人，方才给奶奶取了“士芳”的名。一九四六年，一个说好算是极好，说差又算是极差的年岁，奶奶的出生也注定了她一生的轨迹，生于田间，死于田间。
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话极少，看我时总在笑，却一句话也不说。我一年虽只见奶奶四五天，从她那极为规律的作息亦可窥知，她是一位旧时代中国地地道道的农民——日升而作，日落而息。
而奶奶作为一位地道的农民，兼幸与不幸的是，在她的世界里，大概只知有家中几亩田，不知世界为何物，恰如《套中人》里的玛芙拉。改革开放的春风并不曾吹到她的身上，奶奶始终保持着一颗封闭而淳朴的心。她临终前，万般不愿待在南通的医院里，一听到可以回老家的消息，顿时乐得像个孩子，开开心心像是痊愈了一般轻松地踏上归程。结果，到家的第二天凌晨，奶奶便去世了。
家，每个人始终只有一个。对于我来说，南通比淮安更堪称为家，对于奶奶来说则相反。奶奶就像她坟上那堆杂草中的一根，没人知道亦无人在乎它们是何时生长出来的。它们被作为引子点燃冥币时，没有人会细究杂草哪一根对应着哪一根，糊里糊涂，拧作一团。只有当坟上的杂草烧尽，露出它们下面一片绿油油烧不着的嫩叶时，人们才可能发现：哦，原来是在遮风挡雨呢。
奶奶去世已有八年，我从不觉得她在这个小小的家族中是微不足道的存在。恰恰相反，奶奶的去世，意味着这个家族开始走向分离。她就像瓦块与瓦块之间的水泥，用的时候嫌丑，一旦失去，纵使千层高楼也可一推便倒。更意味着，在我的心目中，旧式中国农民的最后一代彻底消失了。自奶奶去世始，旧式中国农民静静躺在了历史长河之中漂流而去，成了在世之人脑海中永远的记忆，也成了后世之人永远无法触摸与体悟的历史文字。
我实在无法说清，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痛失。
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都觉得回老家过年远不及过去有意思。我也这么觉得，但我并不否认回老家过年的意义。也即是说，即便回老家再无聊、再艰苦、在难熬，这短短几日，于我来说，已成为仪式性的东西——在于你能否坚持。
总是听到很多人满怀忧虑地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我很少这么认为。只是中国人传承的信仰，仪式感正在逐渐消退，消退到老一辈不想坚持、新一代不肯认同，消退在改革开放、城市化的大潮之中。
我们的记忆，哪怕是同辈之间都有很多区格。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进步实在太快了，快到几种思维能够在一代人之间不断更替，而真正留给我们去消化的时间，寥寥无几。这并不仅仅是伴随个人成长而产生的思想转变。
在利益面前，能始终坚守的人并不多。这当然可以理解，人生在世图一逍遥自在，坚守总是让人痛苦却劳而无功。也因此，信仰，尤是中国式信仰本就面目模糊，与利益相比，顿时变成无色无味无形的存在，尚在坚守的人说不出个名堂，早已不屑一顾的人更是嗤之以鼻。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古人的智慧终究还是太高了，曲高注定只有和寡，这也就不难发现，在人们心目中的信仰土地，倒容易被外来的如基督教耕种，更不消说那些传销邪教。
其实，即便是农民，也尤为重视精神的享受，但精神享受同样分三六九等，高等的是需要折磨人的智慧，低等的是只需一洗脑就上船的利益许诺。中国当下非是不重视“三农”问题，却很可惜的始终不曾抓到根。很多问题，真的并不是只要物质满足便可解决，物质没有追求的尽头而道恒定。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目光一定要放得长远些啊。
初三记
农村的传教问题，似乎已有数百年的时间了，这里特指的是基督教。信仰的问题，似能解释，又似不易解释，它和地域、人文、个人经历等又有多少大小的关联，我都不太明了。
中午十二点五十左右，我和基督徒大妈（堂哥的母亲），借坐家后同为教徒的邻居的电动三轮车去农村教堂，路上只不到五分钟的车程，即便走路大概也只需十分钟。
教堂看得出来才建了不几年，门口的路也不曾修，旁边还有一间简陋的停车棚。教堂开两扇门，一扇是正门，另一扇则被锁着。屋内也如一般教堂的摆设，十几张长凳，一个宣讲台。
我和大妈赶到时，教堂内已来了差不多的人了，但并没有坐满，听说是比往常少些。一点钟准点，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带头祷告，这算是正是开始这个礼拜天的集会。唱诗、宣讲、分发圣水和糖果的这些过程均按部就班，不需赘述，既然是农村的教会活动，我在这里便只写些我觉得颇接地气的事。
（一）唱诗的浓重的地方口音
领头唱诗的是个大概五十出头、戴着眼镜的妇女，气色较好，烫了头发，应是常住城里。她大概是学过声乐的，因为对比之后大部分由土著成员组成的唱诗班，她在音律方面的把控要好上许多。且她的声音尖锐，整个教堂内都能够被她的声音贯穿，我想这应是她被选为领唱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不知这些诗歌都是何人所作，但着实是很多的，大妈共有三本书（家里人笑称书为“课本”，包为“书包”），书里全是诗歌，加起来怕是有上千首。
真正有趣的是，这次集会前后挑着唱的二十几首诗歌，全是由地方话、地方音唱出，听着尤为怪异，特别是唱诗的教徒们根本是凭着本能在唱，又十分认真，导致我这个本地人若不看词谱，竟也全然听不懂。
这大概也算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因为一旦想到，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各地都有农民用着不同的乡音唱着同一首教会诗歌，不能不令人心生慨叹，信教确实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二）释经者的精英气息
整场教会活动最引我注目的无疑便是那位释经者（我并不确定她是牧师，故先用这个词代替）。之前有在扬州的教堂听过牧师宣讲，但实不得其意，比较起来，这位乡村土生土长的释经者，没讲一点便引以本地实例，既有调笑，也有剖析，难得的是在逻辑上也颇为严谨。
她大概讲了感恩、进取、奉献等几个关键词。在讲感恩时，她引以医疗贵看病难的话题；在讲奉献时，她引以现今农村金钱观败坏的话题；尤其在讲进取时，她以房价为大的切入口，再谈到本地某家买房的实例，最后再回归到基督徒应当以什么味真正追求目标的宣讲主题上。
我感觉，她先前或现在，是做教师的。有时台下有些吵闹了，她会突然停止讲话，以严肃的表情看着讲台下面的一众教徒。这颇像中小学老师的作风。
当然，与会的教徒对此作何感想我不得而知，毕竟她们的平均年龄恐怕都过了五十岁，远比释经者本人大得多，那么每次宣讲下来的效果，怕是要打些折扣的。但同时，我又可观察到，教徒的年龄越是大，特别是教堂内几个应有八十多岁的老人家，对信仰越是虔诚。她们几乎不说话，只安静地听着，献钱的时候却最为主动。
我想，这也能算是返璞归真。信仰，诚如教堂内贴的一副春联所言“信者尽都得生”，实与旁人无关。我更愿意相信，在农村这个相对封闭的传教场域中，精英起到的作用仅仅是告知，让农村广大闲散人员知道有这么个信仰的东西，至于它本质是什么，该怎么去体悟它，那都是个人的事情了。
（三）信息传播的天然功能
时至今日，农村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仍然是口头传播，就好比过年时大家常会聚到某家大门口嗑瓜子闲聊。滞留农村的人员多是老幼病残，他们天然不具备接近高科技的能力，因此，饭前饭后串门仍是他们交换信息的不二之选。
那么，当教会活动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大的交流场时——平时串门至多不过两三家，且都是熟人——无疑具有了空前的吸引力。
就拿我此次参与的家乡教会活动来说，大妈作为唱诗班的成员之一，出发前好好打扮了一番，穿了高跟鞋，换上了一套新衣服且抹了香，这对于大妈来说是极为难得的。
教堂作为一个新建的场地可以重新确定一个活动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有新鲜感，对于习惯了邻家串门的农民来说，又会进一步使他们产生更大空间移动的视野变化。在这个场域中，教徒不再以村、大队为单位考虑人际关系，而是以信仰为更高的衡量标准，虽然交流的仍多是家长里短，但只要是教徒，都有了可交流的空间。
农村看似广阔，实则农民的交流圈很是狭小，不出村口、田产范围，屈指算下来，惯常交流人数不过数十。且这数十人中一没有更远的横向地域扩张，二没有更深的纵向阶层跨越，生活由是平淡。
当农民们发现基督教，又或者说基督教找到农民，信仰便能够很容易地跨越过去的种种困境。而且教会活动准时、有组织，更给人以一种可靠感，它不仅仅只是作为农村滞留人口打发闲余时间的一种方式，对于区域的联结、记忆的共享甚至是农村共同体的正式形成都大有裨益。如果能有较好的引导，信仰本地化也不是没有可能。
（四）资金运用的一种可能途径
集会结束前的一段时间，既是再唱诗和分享的时间，也是献钱的时刻。
释经者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段子，她说有个人不小心把一百块当十块捐了，寻思几天还是去找神父说想让教会退他九十块钱，神父答曰不可，因为主只接收诚心的献钱，你既只想捐十块，那么主也只收到了十块。
虽则在场的信徒基本都是女性，能集中资金甚少，但这与当下农村盛行的赌博之风不可不谓是一股清风。我愿意相信，正规的教会、引人向善的信仰比任何方式都要能够使当今一批尚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更有获得感，更有精神上的幸福感。当然，农村教会集中资金在监管上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更有一股“男权”的意味（资金由一名非教徒男性掌管，教会活动由三名男性负责维持），这些可能的问题需要及时注意。
进而言之，解决“三农”问题，在精神、文化上的引导改进方能算得上是治本之策。相比日前出台的《关于集中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的通知》这样的治标之策所引起的风声鹤唳，前者无论是在具体问题上的人情味、切合度，还是在长久转变之计，都要靠谱得多。
应当看到的是，正如筹集乡村剩余资金做好事只是教会的功能之一，信仰也只是解决农村深刻痼疾的方式之一。“三农”问题并不是重视便可妥善解决，一刀切固然眼不见心不烦，但路终究还是漫长的。
初六记
回来之后，再想一想今年在家乡的日子，只觉烦恼异常的多。家中的问题，过去不愿多计较，如今再想计较时，千头万绪，更觉无力解决。
过年一直都是办事的好日子，这家一场礼，那家一顿饭，有时一天里竟不能在自家吃上一口。这放在过去尚好，可以去吃好吃的，但如今外面的大餐早已到了一见就生厌的地步。可人情总不能不给，最理想的状态便是钱给了人就走。
初四那天，中午晚上连喝两顿酒，算是把我折磨坏了。两顿酒倒也算不上不情不愿，只是晚上睡觉的自己，空抚肚哀怨，“早知便不喝这么多了”。
我也在想，是不是多有人如我这般，强要面子又性喜喝酒，人前多作豪爽，背地里自怨自艾。每每想到酒是喝得不少了，可人情究竟增了多少，埋怨之上又平添一股凄凉。
我实不愿意多用计于他人。一则，若是碰上不相关的旁人，见过一面后此生再难遇的类型，用计又有何意，酒杯举一次也就够了。二则，若是但有一点亲缘关系的，又或是父母辈相交的，用计又显得太过小人，总有点阴谋的味道。
如此一来，每当事后回想时，总担心自己可能哪里考虑得欠周全，恐又会被轻视，如是，不用计只能后悔。
所以说啊，人情这东西，最是惹人烦，关键它不在于说维持人的生活所必须，而是在于说那些若有若无的、有必要又无必要的人的脸面。尤是中国人，既在此文化中，便不得不考虑，不得不在意，辱了自己倒也罢了，父母身在其中，终须得顾及。
人情之下，想要活得洒脱，终是太难。每个人都会有这层考虑，每个人便皆深陷其中，一如咬尾蛇，又如鸡与蛋，奇妙不可言说，或许这也正是人生在世之明证吧。
2018.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