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五蠹》 第十六章 世事
红林悟道《韩非子-五蠹》上一章韩非子给我们讲了他对官场权势的让与争的看法。在韩非子看来权势背后的利益是让与争的根本原因，舜禅让王位给大禹，不是什么高风亮节的品德所为，而是没有什么利益可得，单纯从物质与王权的角度讲，这个王位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王与普通民众一样过着原始生活，还要起早贪黑的为民服务。而当今的官员争位攀附权贵，也不是什么品德低下才去做，而是看重权大势重。总之，争权夺位与道德无关，与利益有关。
从三皇五帝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的本源是民众，本质是为民。随着社会的发展，当物质与文化逐渐丰富起来，权力的具体表现由单纯的带领民众生产生活上升到了社会资源和国家财富的管理与分配，这样权力背后的利益就突显出来，权力的拥有者不再像大禹一样亲自带领民众治水和复工复产，还和普通民众一样生活，毫无特权特供特殊之处。舜禹就是人民心中真正的“公仆”形象。其实，社会越来越发达，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越来越繁杂，我们不可能要求现在的官员像大禹一样的事必躬亲，但，必须要遵纪守法，不忘初心。
韩非子拿舜禹与当世相比，一比社会物质看人性，二比权势看官德，总结起来说就是物质决定意识。在他看来，古人疏财是财多的缘故与仁义无关，今人争财是财少的缘故，与卑鄙无关，这可是打了儒家一记响亮的耳光，儒家讲仁义的高下，而法家只讲物质的多寡。比权势看官德，舜禅位，在韩非子看来是无利可图的结果，今世官员争位是权势之下有利可图，可图的前提是社会物质丰富。
当社会治理与国家管理由为了“活着”而上升到社会资源与国家财富的管理与分配时，对“物质与财富”的依赖就越来越重，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农业发展成形成规模后，社会财富有了稳定的生产源泉，如何管理生产力与分配财富就成为国家管理者的核心政务。韩非子认为“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意思是：所以圣人要衡量财物多少、权势大小的实况制定政策。在韩非子看来，这时候的圣人已经由自然主义者演化为社会主义者，从研究人与自然发展到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圣人的眼光已经从宇宙自然转移到了人类社会。从传统思想的脉络来看，也就从老子转到了孔子，再从孔子转到韩非子。
研究人和社会，就不得不研究人与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物质与国家行政体系（权势）的现状，也就是社会实际情况（家底），只有摸清了家底才能制定政策。所以韩非子说：“�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意思是：刑罚轻并不是仁慈，刑罚重并不是残暴，适合社会状况行动就是了。“称俗”二字再好不过，一切从实际出发，什么样的社会现状适合什么样的治理策略，这也是我们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源泉，我们一直倡导“任何国家都有权走适合本国发展道路”的思想，就是基于“称俗而行” 这个原因。国家如此，人也是如此，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好高骛远。
最后，韩非子总结道“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意思是：因此，政事要根据时代变化，措施要针对社会事务。这是最早的实事求是，这也是中国历史能持续不断发展的原因。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史，一直就是“事因于世，备适于事”的发展模式，一切不适合时代要求的事物都会被时代所淘汰，一切阻碍社会发展的事物都会被社会所抛弃。中国历史朝代更替，更新的是旧思想，替换的是旧势力，迎来的是新思想新势力，因为人民向往新生活。
【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事因于世，备适于事。事产生于当世，就要用当世的法规和适合当事的方法解决。事因于世，这是客观事实，我们无法人为改变，我们不能用过去的法规与办法来解决，所以我们要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