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级传媒学院胡蝶
前几日，身为兼职编剧打工人的我接到这样一个剧本单子：一位乡村支教老师通过客服联系到我，希望我设计一个有关小学生学法守法的小品表演剧本，参演者是一群五年级小学生。这种本子我常写，提笔自然水到渠成，交稿后沟通时却出了问题。原来，这位老师支教地点在新疆的乡村，学生的国语水平普遍较差，我的第一版剧本，对他们来讲未免有点高难度了。
出于无奈，我与这位支教老师沟通，确定了第二版剧本的故事框架。老师给我看了这样一个小学生法律剧本，大意是乡村家庭中，母亲生病，父亲的打工所得无法供养家庭基本生活，于是强迫一对兄妹退学摆摊。而这对兄妹的同学们根据《义务教育法》劝导这位父亲，最后让这对兄妹重返校园。故事很简单，也很符合学法主题，可爱的孩子们演起来像模像样，红领巾、白脸蛋、小寸头、麻花辫，虽然念台词时还有些用力过猛的表演痕迹，但已经算一个比较成功的舞台剧案例了。我问甲方老师，剧本按照类似剧情发展方向来写吗？老师说，没错，这个剧情既符合主题，还贴近乡村孩子们的真实生活。在他支教的新疆小村，真的有类似事件出现。
剧本，当然很容易写的；但笔尖所写，一字一句我都要负责。方向感明确的创作自然让我身心愉快，但这个故事的底层逻辑却让我不敢深究：因病致贫的乡村家庭，固然《义务教育法》可以为孩子们的学费问题兜底，但一切当真万事大吉了吗?乡土大地上劳苦一辈子的父母吃了没文化的亏，将孩子送入小学，祈盼他们获得知识、光宗耀祖，到了多无奈、多绝望的境地，才会把两个孩子从学院中拽出，拽到困苦不堪的生活里，让稚嫩的肩膀那么早就担起生活的重任。
我明白，剧本里的荒谬是虚无的。我可以告诉我自己，这只是一个剧本，这只是一群五年级小孩子要在校园学法节上表演的故事，故事里每个人都有好结局，痛苦者得到救赎，迷茫者寻得方向，无奈者迎来转机，犯错者悬崖勒马——这是我要写的东西，这是大家想看到的东西。但我在这里谈到法律的局限、谈到现实的苦难、谈到某个真实的人，不是笔下的，纸面的，而是立在田间地头的，蹲在家门口门槛的，看着病床上的妻子、幼嫩的孩童将叹息押到暗处的人时——我为什么要谈呢？
小学生剧本，或许可以给我一个随便的借口；但支教老师的一句“有这种真实情况出现”，又让我失去自欺欺人的机会。我的灵魂在大喊：你在写什么呀？你在粉饰什么呀？你在笑什么呀？你能为这场演出鼓掌吗？退一步讲，我们把童话送给孩子，是一份善意的谎言，但如今的一些剧本创作，又把欺骗的故事，送给大人。这又算哪门子的善良与委婉呢？当我们坐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看到那虚伪的起承转合，大屏幕上的END敲打出现时，我们的心会不会怒吼着“不对”呢？
剧本艺术，究竟要不要回避人生的痛苦？对于艺术家，这或许是不需要考虑的问题，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的”，钱钟书说“你要找永恒，要从痛苦里找”——这个时候，人们可以演绎悲剧，但最后却要加上一行“剧情系艺术创作需要”。而一些底层逻辑缺失血肉现实的剧本，出现在我们的形式舞台上时，我们又要做出另一幅嘴脸了。或许那群孩子，在演绎我的剧本时，尚且感受不到那份无奈——他们正是花儿的年龄，跳啊，笑啊，一切都那样生机勃勃、崭新而璀璨。但往后的他们，又会演绎多少个剧本呢？当他们真正切身感受到进退维谷的困境，又会不会想起多少年前，那场童话舞台剧。那样天真的笑脸，往后回忆起来，却再也看不到了。
写完剧本后，我与我的一位学习法律的同学彻夜长谈。她提到，轻浮的态度不会让苦难变得容易接受，法律的作用是什么、执行又如何，是其中问题的关键解答突破点。然而，幻想依靠立法完善解决一切问题是伪命题，因病致贫不是义务教育法要解决的东西。她认为，这个剧本的逻辑诡异之处，在于刻意忽略那块阻碍人生的石头，用一种矛盾的解决掩盖另一个更大的矛盾的脓包。想来剧本艺术背后，演绎者的人生悲欢，或许会被某种意识有意遮掩，但我们总要把遮羞布挑开，去直面社会的羞耻——这是我所认为的艺术至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