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来，自己徜徉在教育学的书海里，不知不觉竟积累了一两本笔记。在我自己几年来暑期乡村支教的实践经历下，与乡村教育改革或教育公平密切相关的著作，我都会格外关注。朱永新、杨东平、熊丙奇、郑也夫等等，他们在文字中散发出的独立的审辩与批判，是很多著名学者为未展现出来的学术良知。在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驱使的学界，若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做沉默的帮凶，那作为一个小小师范生的我们，又如何更有信心与勇气踏上未来的三尺讲台？他们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到中国教育愧对一个人——陶行知。我素来对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大家们敬佩不已，怀着不少疑惑，陶先生便这样从教育史中的“名人堂”走进我的书桌。
试论今日乡村教育
陶先生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改造》中发出这样的疾呼：“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这警钟敲了八十年，至今仍振聋发聩！请容许我简单分析一下陶先生一席话在今日教育背后的问题，如下所示：
1.乡村教育“被城市化”。随着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加之教育行政自上而下的城乡统一标准，本应属于乡村教育特有的教育内容与方式销声匿迹，乡村丰富的文化资源裹挟着城市化带来的负面功利主义而面目全非。我们的乡村学校，其功能也不再是陶先生乡村教育实验中服务乡村建设、社区发展、移风易俗等，仅仅成为了一架架追逐城市“发达”的应试和素质教育的“落后马车”。
我们的城市学校借助着多年历史积累下来的地域、资源、人脉、生源等各方面的优势，在最最基本的教育教学上有着隐性甚至显性的权威，更不论其他方面了。缺失了乡土气息的学校，也缺失了他们发展的灵魂，成为了城市学校不起眼的附庸。有数据表明，教科书甚至高考内容，大多着眼于城市生活，当共享单车这类城市特有的经济模式出现在高考试题上，我们的乡村学子如何在未知中答题？
2.乡村教育目标的异化。陶先生提出创造儿童的教育，认为教育要解放孩子的小手、大脑、解放孩子的时间与空间，而我国仍狂热地喊着素质教育的口号围着考试的指挥棒原地打转。孩子们在减负的要求下扛起越来越沉重的书包，各级各类应试或兴趣辅导班借着各种高新由头大兴抢生源……比如在我们身边的例子，乡村辅导班层出不穷，大量在校的师范生乐此不疲充当培训教师，据我不完全了解，其教学质量实在堪忧。几千块的高昂学费背后，是乡村家长对应试这条唯一出路的巨额投资，期望用任何手段让孩子出人头地、改变家族命运。
望子成龙没有错，是我们的教育生病了。陶先生在《淮安新安小学第六年计划大纲》中的生活教育实践如此丰富，孩子们的成长有着明确而多元的目标：“健康的体魄、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生产的技能，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在具体真实的乡村生活实践中生动地开展师生共学。活的乡村教师也需要有着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不怕吃苦、理论联系实践、敢于创新，对于扎根乡村一线的教师来说，乡村既是生活的课堂，也是教学的来源。
我们的教育病因是“说一套做一套”，比如《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不得区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实则做到了吗？教育资源区域内均衡配置，资源、政策等方面有对乡村学校相对倾斜吗？义务教育阶段要求的基础与公平，可为什么城市学校“择校热”愈演愈烈、屡禁不止，而乡村学校则“风平浪静”？教育资源、机会本就不均的现实下，行政部门为何还要为了政绩，追求基础教育阶段孩子们差异不大的精细分数排名？除了教育治理的偏差，“懒”、“怪”也是问题。没有研究一线课堂而仅仅上层决断，集中统一的教育行政让学校和老师不得不围着它转；为了安稳的政绩而不愿意去割舍既得利益实行改革，问题一届届遗留。我很佩服李希贵老师，在他任潍坊教育局长时，将校长的职级从认识部门提取出来，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校长办学的多方标准统一划分，打破了“官本位”，把校长交回学校扎扎实实办学。
尽管素质教育的新风终于从城市吹来，但其自上而下的应试的本质依旧不可撼动。比如我支教的学校，孩子们终于有了音乐课、美术课、综合实践活动课等多元课程，但孩子们的兴趣很快被浇灭，因为到了期末，强制要求背诵理论以应付上级教育部门的统一检测。郑也夫在《吾国教育病理》中说的甚好，“应试倾向，导致了对副科的忽视，而主动添加副科，不过作用甚微。但将副科考试化，那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如此态势可将一切学习异化，如此异化的学习可以颠覆一切考试。”本意用试图用素质教育来缓解应试倾向，增加学生多元智能发展的可能，但还是因为上级对“副科”应试排名的政绩要求，又再次异化了孩子们潜在的兴趣科目，重新打回至应试的原型。相对减少了”主科”对学习时间，取而代之的是同样需要考试的“副科”，这样的减负，真的是减负吗？
简而言之，当我看到陶先生八十年对乡村教育的剖析，而今有过之无不及，可见先生对教育的眼光如此独到深刻。在彼时奉行精英教育的中国，他能和梁漱溟一辈大家在广袤的乡村开展大量感动乡村教育运动，其家国使命与责任感可见一斑。而我们现在，又有多少学者能够做到呢？我不由得对陶先生肃然起敬，已经在危亡边缘对乡村教育，难道就因为整体基础设施的改善而对其潜在的危机视而不见吗？
总之，历史长期遗留下来的资源、政策、机会不公的弊病，加之教育行政权力的统一与集中，对乡村学校的社会文化功能的抽离与收回，我们的乡村学校无奈地割裂了乡土与人的关系，对着望尘莫及的城市校园文化开始追赶。我们只盯着难以逾越的学业上的鸿沟，孤注一掷地选择了成绩，堵死了孩子未来发展的其他出口。对于乡村孩子来说，似乎除了学习，别无他法。而我国的职业教育更是发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现代化工业的发展要求，孩子反倒不进则退，厌学情绪加深。在教育不均衡带来越来越严重的阶级固化，“知识改变命运”这句振奋人心的老话，似乎也只在对极少数的学业优秀农村学子上奏效，大多数的农村学子，成为了无法获得优质高等普通教育或职业教育，被应试教育“浪费”掉的一个庞大的群体。
我站在现实面前
每次支教时，我总会有说不出的难受。孩子们本应和城市孩子一样享有艺术方面受教育的机会，而出身真实地限制了他们的潜能。孩子们在我们开设的各类兴趣课程中如鱼得水、各展天赋，而我们，却只能做到如此。他们的“兴趣”似乎永远也成为不了“特长”，而将“特长”变为未来的“职业”，似乎也仅仅是年幼时的童言无忌。我们的应试教育埋掉了多少孩子童年的梦想，直到成年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被这个社会嘲弄而沉默，最后选择做着“赚大钱”的安稳梦度过一生。特别是我们的乡村孩子，心理诉求在片面追求学业的学校、破碎牵扯的家庭中无从得到满足，社会情感发展极度落后。其物质诉求被放大，渴望在成年后得到满足，赚钱的需求更加强烈。“梦想”这个词，对于他们是纯洁但沉重的。进入城市被光怪陆离所迷惑，一切都那么微不足道，陷入自我的否定与混乱中……我已不敢深想。我渴望均衡而健康的教育，我渴望我的孩子能在未来自信地说出自己的梦想，我希望他们对自我有着清晰的认知和健全的社会情感发展，我祈求教育、社会对孩子的无限可能性给予包容与支持……
有人会问我，你这样一个“愤青”，自以为你站在上帝视角看问题、自以为你多看了几本书就指摘千年的中国教育，这样思考、这样做有意义吗？我也会质问自己，这些学者说的是全对吗？我这样一个“思想危险分子”竟然还妄图写这样的征文，我这样一个未来乡村小教师去批判教育体制，我能有什么本事？我告诉自己，我相信我在几年支教中看到的、感受到的、思考到的，我相信我用不甚敏锐的嗅觉体验到的社会上优秀的教育实践，我相信我这大半年颠覆我美好教育理想但依旧怀有希望的现实教育书籍，我相信这些教育专家们都无一例外提到的一个人：陶行知。
现在的中国教育，欠陶先生一个答案。从彼时系统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师从杜威、克伯屈、罗素等西方学术泰斗，陶先生将现代教育带回中国，又切实地结合中国教育的现实将杜威的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把争取自由民主独立的家国大局揽入教育范畴，我们的学生实实在在地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陶先生一系列教学论、师范教育论、教育目标论、平民教育论中指导着教学实践，“教学做合一”就这样在动荡的国势下发展着、蓬勃着，点燃中国现代教育的星火。哪怕受到各方迫害，直到走到了人生生命的倒计时，陶先生也依旧为中国教育注入新鲜活力，直到积劳长辞……百年来的不懈努力，民智得以开化，九年义务教育得以普及，男女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陶先生的夙愿至今没有完全实现，我们的乡村教育质量和公平问题至今仍对我们的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我或许成为不了陶先生那样的大家，但我可以有着高瞻远瞩的视野、批判敏锐的态度、热忱坚实的教育心。我或许和其他乡村教师一样默默耕耘在三尺讲台，但我在深刻乡村教育体察下拥有更多的笃信与沉静。我希望未来的我，是一位坚定又无限热爱、中立客观又不失独立见解、富于创新又灵活变通的教育工作者。就像那些当代教育改革先锋们一样，创新也是一种教育智慧，更是源于热爱。
限于篇幅，乡村教育的未来思考我不敢再多铺开，那就用陶先生在《告生活教育同志书》和《我们的信条》中话来自勉吧！“我们在这大时代中遇着了，而且是继续不断的共同奋斗，这是多么幸福啊！”“我们深信教育应当吧环境的阻力化为助力。我们深信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我们深信教师应当运用困难，以发展思想及奋斗精神。我们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的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我深信着，未来也会践行者，陶先生和当今一辈大家们，引领着我,投身乡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