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我在附近的学校操场散步时，给父亲发视频却是哥哥接听。
我说给父亲买的羽绒服到了，需要去快递超市拿回来。他说晚点儿会去街上，家里正在打糍粑。
“有人吗？”我笑着问到。
“有的。”他说。
匆匆聊了几句后，我便挂断电话。
然后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小时候打糍耙的场景，锅灶的轰响与人声的嘈杂混作一团。厨房里布满了水蒸气，隐约能辨出木槌撞击石臼那一声声沉实的闷响——“咚！咚！” ，像一颗遥远而稳健的心脏在搏动。
今天是腊月二十，正是小镇过年前的热闹景象。而每到年底农村打糍粑的场景，就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年味儿。
我蓦地怔住，望着不远处孩子们正在生龙活虎地踢着足球。在大城市似乎缺少些许的年味儿，并没有小镇集市里的那种热闹景象。而城里的孩子们，或许很多都没也见过打糍耙时的场景。
别说是他（她）们，我也好多年没有见过了。自从离家去远方读书、工作，就更难见到这种场景。
记忆里腊月二十前后的故乡，天色总是青灰着脸。那寒气能咬人，可院子里却是沸反盈天的。母亲跟婶婶们早已将泡好的糯米下锅，灶里架满了根根木柴。巨大的木甑里，被灶膛熊熊的烈火催出冲天的白汽。
那白汽不是袅袅的，是蓬勃、喷涌的。带着谷物最质朴的甜香，瞬间模糊了大人们忙碌的身影。人影就在这层层白汽里晃动，那一片片欢声笑语就隔着雾气传来。
等到糯米被蒸透，便倒进那口老石臼里。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岁，怕是跟父亲的年纪一样老。
那时大伯、父亲、三叔、四叔，是四个正当盛年的汉子。四个人刚刚好，这也在考验着兄弟间的默契。
真正的仪式便开始了，那是力气与技巧的古老舞蹈。他们四人拿着手中的硬木大槌便抡开了，一次次重重地砸进雪白的糯米团里。一槌紧似一槌，一槌重似一槌。那声响浑厚而团结，仿佛是腊月里最雄壮的年谣。
他们的脸膛被火光与热气熏得发红，呼出的白气与糯米的蒸汽交融在一起。木槌起落间，分散的米粒渐渐消失。臼中诞生了一团浑然一体、莹白如玉的“糍”，接着四人合力将这团“糍”进行翻转、继续捶打。
期间母亲也会给我揪上一块糍粑，放进碗里加上白糖。那入口的软糯香甜，烫得人直呵气。
我记得有一年吃多了，还喝了蜂蜜水。没多久便拉肚子，过了很久才好。
最后将那团温软而极具韧性的糍粑抬出来，女人们迅速用手挤压成扁饼。等这些糍粑摊冷后，便一块块被放进水缸里。等想吃的时候便捞出来，这糍粑的吃法有很多种。可以煎着吃，也可以煮红糖水一起吃；可以跟面条、米酒一起煮着吃，或是放在火盆上烤焦拌着霉豆腐一起吃……
这打糍粑的场景持续了很多年，伴随着我一点点长大。
后来因为四婶的“丑事”，四叔跟家里都闹掰了。他不再哥哥、姐姐们来往，打糍粑的人就少了一个。但还好哥哥跟堂哥已经长大，可以在腊月打糍粑时帮忙。
后来山一样的父辈们，一座一座地被“移走”了。先是大伯被查出癌症晚期，没多久便在某个冬日的中午离开了；接着是三叔在女儿出嫁回门前，突然倒地后没多久便离开。
于是连四个打糍粑的人都凑不齐，每年都要再重新找人。
我总是说太麻烦，而父母却爱吃糍粑。甚至在我们春节假期返程的时候，会塞一些在车子的后备箱里。
十几年都几乎没有来往的四叔家，这两年跟大家的关系得到了缓和。
前段时间母亲说他家打糍粑，父亲还过去帮忙、吃饭。想必今天家里打糍粑，四叔跟堂弟也有过来帮忙。
晚上从外面回来，给家里发视频。母亲告诉我打了几十斤的糯米，果然四叔家有过来帮忙。我笑着问侄子是否有参与，正在读初三的他正是该锻炼的时候。
母亲说打了一会儿，后来有人便没让他再参与。
我在电话这边静静地听着，忍不住默默地笑着。但笑着、笑着，却发现眼里有眼泪。我多么希望他们永远身体健康，永远这样围在石臼边。因为那“咚、咚”的声响，便是岁月安稳与年味儿的节拍。
石臼依旧、木槌依旧，糯米的香气也依旧。但老家的那口石臼一年比一年沉默，也一年比一年老。可那岂止是石臼啊，还有那些弯腰佝偻的父辈们。
此刻我在离故乡广水八百多公里的城市，在键盘上敲打着这些文字。想起曾经故乡的腊月，但现在只剩电话里零星的消息。而那套打糍粑的古老行头，早已蒙尘成为墙角一段沉默的往事。
但那捶打的不仅仅是糍粑，更是被年月蒸发却再也不会回来的人与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