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二、陆九渊的被逐

三、刘清之“以道学自负”案

四、王淮罢政的过程

五、周必大与理学家

淳熙十五年正月初二，太子参决庶政，有关的情况在《思陵录上》上有记载。这一天的日记将王淮周民必大权力的消长呈现的最全面，也最生动。作者总结出几点不寻常的地方，第一：孝宗信任周必大已远在王淮之上。延和殿御前会议因必大“密奏”而召开，其内容由必大与孝宗而定，第二，主持人是必大，决定了会议的基调，可当众阻滞王淮发表异议（”急截其语“），第三次，两次”疑“。疑“对展劄子”是有意陷害他，让他独自承担责任。第二个疑是因为必大坚主“叙拜”并且得到“众以为然”的附近合，王淮以为必大与孝宗事前商议好的。第四，必大多次总结对王淮的观感“其心术类此”，断定王淮是个心机很深的人。

在送高宗灵柩到永思陵去“权欑”（即厝，不是正式下葬）时，必大与王淮之间发生了另一次的争吵，因是否应遣“五使”而起。这次争吵关键实不在礼仪而在相权的得失。王淮一方面抱住尤袤“欑官”不必置“五使”的说法不放，另一方面又以“民力何以堪”做借口，实则逃避山陵使的任务。五个月后因必大坚持宰相应前导灵驾之时又与王淮发生了分歧（参知政事留正可作证）。王淮将宰相导灵当作是“逼其去”的一种陷阱，但随后他主动请命时，孝宗用“不须”表示了他的冷漠。导灵的御前会议十一天之后，攻击王淮已然开始。放及之说“风俗委靡，人才不振”，并得到孝宗支持。“止于一押”说明孝宗并未挽留王淮，立即批准辞奏。作者参照丝《思陵录》记事，断定逼中退王淮是孝宗，周必大，许及之，薛叔似诸人事先有成议的配合行动。李心传对许及之及薛叔似“拾遗”“补阙”的职位改去王淮有记载（见《朝野杂记）》。“拾遗”“补阙”是在孝宗与周必大相商，新职已设，人选也在御笔点定后，才告知王淮，可见孝宗冷落了王淮，而事事与必大商议。林栗是原始提议人，建议“拾遗”“补阙”“专任谏下，不任补劾之”事，为罢免王淮提供了合法途径。作者认为“拾遗”“补阙”是专为劾去王淮而设的，因此一事之外，再无其他。

作者解释孝宗与周必大罢去王淮的途径如此曲折，首先是因为“王淮表里台谏”的问题（叶適语）。王淮因循苟且，无明显过失，且台谏大部分支持他，罢免他不能师出无名。另一个原因是王淮执行的是高宗的“安静”的政策。高宗在工，王淮又是职业官僚集团的最大领袖，以阻止理学型士大夫进入权力世界的核心，故王淮恋栈与集团影响力不容低估。从引周必大为心腹，到“拾遗”“补阙”恰逢其时，孝宗罢王淮才不至于引起朝廷动荡，对理学士大夫而言也是一大政治转机。谢锷（著名的理学家）在王淮罢去之日即上劄“乞用刚方之士”，但孝宗却说“只一袁枢已看不得”，意在斥责台谏不能容一个“刚方”的袁枢（袁枢：非理学家，是理学家的朋友，是一位”刚方之士“，对朱熹观点始终不肯承认）。

以上已经暗示了在王淮罢政之后人事将发生变动，理学家及其政治盟友进入权力世界的时机已经成熟。

作者将在下节研究周必大成为理学家政治”盟主“的原因，和由此而引起的巨大风波。

五、周必大与理学家

周必大得到孝宗的信任与支持，而且与同时代的理学家领袖交情很深，使他成为了理学家集团的第一位政治护法。本节主旨研究他与理学家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权力世界的冲击。

首先，周必大与孝宗时四大理学宗师（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学术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彼此支援。作者通过文集以及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对必大与四人的关系一一进行了考证，需留意的是必大代表的是重”治道”的北宋儒学主流,推尊嘉祐以前的“名卿贤士”，张栻则代表了南宋的理学新潮，师承熙宁以下的“伊、洛诸君子”。

周必大对于“道学”的不满主要是因为朱熹的门人造成的，对这方面我们需要特别留注意的是，首先在必大写《与郑景望》时，理学中人已有“与圣贤合”的过度自信，也完全证实了刘三杰庆元三年的指控，即“伪学之忧”始自张栻，已“三十余年”。其次，函中“相率去伪”“济其私欲”等语，与淳熙十年陈贾，郑丙攻击朱熹时的所谓“道学之说假名济伪”或“欺世盗名”大体相合，所以朱熹门人在乾道、淳熙之交引起士大夫反感属实。张栻答必大也承认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并可上溯至北宋末叶，这是“内圣”一派人的旧病。陆九渊亦可证明此现象。他反对立“道学”为门户的立场。朱熹门人首先恃“道”傲人制造了大批思想上的敌人，部分转化为政治上的敌人，陆九渊门下弟子亦有此类问题。

宗派意识的强烈与政治上的党争有内在的关联性。

作者概括必大与朱熹之间的关系。第一，纯从个人交往而言，他们互相尊重，而且相当亲切，为世交。第二，政治关系，在必大执政期间，朱熹站在必大一边，但也免不了会有关系紧张的时候。第三，学术思想方面，他们的基本分歧也是儒学与理学的差异。必大对新兴“内圣”之学有高度敬意，对张、吕、朱造诣尤为推重。但朱门弟子的做为使他对“道学”抱有怀疑态度。晚年朱熹给必大的信中可见思想上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