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漫过松花江面时，总有些锈红的铁皮水壶在记忆里咕嘟作响。老厂区的烟囱在九十年代初的黄昏里吞吐云絮，像父亲们叼着的烟卷，灰白的烟灰簌簌落在搪瓷缸沿。我们这些"厂子弟"，脚上的棉乌拉踩碎冰棱的声响，是八十年代最后的回声。

童年是裹在蓝布棉猴里的。厂办幼儿园的暖气片烘着冻梨，铝饭盒里结着冰碴的酸菜饺子，是计划经济余温里最温热的刻度。记得父亲总把"八级工"的铝制徽章别在中山装前襟，锃亮得像冬夜路灯下的冰溜子。大礼堂每周放映《庐山恋》，银幕上的接吻镜头总被大人的咳嗽声淹没，而我们挤在条凳缝隙里，舔着三分钱一根的糖稀棒，看彩色胶片在霉味弥漫的空气中闪烁。

下岗潮来临时，春天结着冰碴。1998年的台历停在三月那页，父亲把劳保手套叠成豆腐块收进木箱，像封存某个庄严的仪式。母亲在阳台上支起缝纫机，蝴蝶牌机头啄食布料的声响，啄碎了福利分房里的集体梦境。我们突然发现厂区围墙外的世界：录像厅霓虹舔舐着夜雪，旱冰场旋转的彩灯里，邓丽君的歌声与机床轰鸣此消彼长。

如今站在中央大街的石子路上，手机镜头里尽是直播卖红肠的年轻人。他们身后，索菲亚教堂的鸽子掠过美团骑手的黄头盔，冰雪大世界的冰雕映着抖音的荧光。那些南下闯荡的伙伴，朋友圈晒着广式早茶，却在腊月集体换上"东北大花袄"特效。松北新区的滑雪场上，昔日的车间主任孙子踩着单板，身影掠过废弃的龙门吊。

我常在深夜点开老厂区的卫星地图，放大再放大，直到像素颗粒重现出幼儿园褪色的木马。雪落无声，覆盖过国企幼儿园、下岗职工夜市和网红打卡墙，却盖不住地底下纵横的暖气管——它们仍以八十年代的体温，默默孵化着新世纪的嫩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