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曾国藩被困祁门，尽管团队有些离心，但是，在曾家兄弟的坚持下，安庆还是破了，那么攻克天京，剿灭太平军也就指日可待了，这确实是振奋人心的消息。遗憾的时，咸丰皇帝没有听到这个喜讯就去世了，慈禧太后带着小皇帝载淳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波政治动荡没有动摇曾国藩的地位，反而得到了重用。
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又攻克安庆，东南半壁江山都得靠他了。其麾下众人也多被朝廷重用，，慈禧一上台，就放手信任汉族官员，李续宜、彭玉霖、沈葆桢等都授巡抚实职，其中左宗棠，李鸿章也被重用，左宗棠正式走向了他的仕宦生涯，李鸿章更是成为晚晴朝廷的中流砥柱。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由署理两江总督，变成了两江总督（就是由代理总督转正了），兼协办大学士（相当于副总理）。此种荣耀，对于从穷乡僻壤里走出来的曾国藩来说，真的算功成名就了。
在这样大好局面之下，拿下天京，剿灭太平天国运动，是否就是顺利的事了呢？
曾国藩的亲密战友胡林翼还没看到安庆被攻克，就去世了。他从湘军创办之初，就支持曾国藩，甚至数次拯救曾国藩于危难之中，他无异于曾国藩的左膀右臂，失去胡林翼，就像当年失去爱将江忠源。
剿灭太平军，这种天大功劳谁都想得，湘军内部的矛盾在这种功劳的诱惑下日渐突出，胡林翼的去世，让这些矛盾没有的转圜的地方，特别是最信任胡林翼的多隆阿部，更是公然反对曾国藩的安排。
攻克天京，曾国藩兵分四路——鲍超、多隆阿、曾国荃、李续宜，采取围城打援的老办法，等大家在天京会齐之后，共取天京。结果，曾国荃贪功心切，不听哥哥意见，以最快速度，最先跑到天京城外的雨花台驻扎。李续宜和鲍超速度稍慢，多隆阿却故意迟缓。
此时，重重担忧袭上心头，一是团队成员不团结，二是四川还有闹事起义的军，官文把多隆阿派去剿灭，这也间接分解了攻取天京的力量，三是弟弟曾国荃不顾劝阻，执意驻扎在雨花台，成了一只孤军。
攻克天京，究竟是谁应该夺下这个功劳，清廷有没有考量？曾国藩不得不思考。
当初建立了江南江北两大营的目的，而两大营的军事力量都是朝廷的正规军，此举目的不言自明。
现在多隆阿明目张胆的拒绝给曾国藩兄弟做嫁衣了，现在多隆阿走了，曾国藩该如何解释呢？他日夜忧心，苦无良策。
祸不单行，福不双致，同年秋天，长江沿岸各军传染病流行，包括湘军中的高级将领——左宗棠、彭玉麟、鲍超等都染患了，湘军笼罩着一片阴郁之气。
曾国藩正因为朝廷态度不明确，借此机会试探，慈禧安慰，说瘟疫不是他之过，让他好好带兵。此时，因为“逼”走多隆阿的政治危机得以化解。
再说曾国荃孤军入驻雨花台，确实走了一招险棋。
天京城外，雨花台处，曾国荃的日子不好过。瘟疫流行，太平军疯狂反扑，此时那个为报哥哥曾国华之仇而投军的弟弟曾贞幹也病死军中。曾国藩万分悲痛，他要强打精神，因为雨花台的驻军，不仅关乎弟弟曾国荃的生命，湘军的命运，更是家运和国运。
曾国荃作为将领的杀伐决断之气胜过曾国藩，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远甚于曾国藩。他就像红了眼的赌徒，有点不理智了。军事斗争，政治劝降等手段不断使用，战事焦灼而僵持。
除了这些问题让曾国藩焦心之外，特别是湘军兵饷缺乏，再加上自己的私心，又分配不公，严重影响湘军纪律和气势。由于战争，物价飞涨，百姓生活艰难，湘军也出现抢掠之事，湘军也天怨人怒了，天京久攻不下，湘军可就危险了。
曾国藩是理智的，虽然慈禧让他继续带兵，但并不代表攻陷天京的功劳让他兄弟二人独占，所以曾国藩到处找援军，一为分功，二为解除弟弟孤军深入的危险，三也为分摊攻不下天京的责任。
在最关键时候，多方博弈尽显无疑。曾国藩向李鸿章借粮，李鸿章表现不积极，而沈葆桢却克扣了支援雨花台的军饷。大家都想分一点攻下天京的功劳。
天京攻坚战，曾国藩内忧外患，此时围困天京已经有两年多了，耗时耗材却还没有拿下天京，到处都是对曾家兄弟的质疑和群愤。而此时的曾国藩，多年劳心劳力，身心憔悴，几斤崩溃边缘。曾国荃仍然孤注一掷到底，他不想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了。
曾国藩向李鸿章求援，李鸿章派来了洋枪队，曾国藩又不想李鸿章抢得夺天京首功，指示曾国荃命洋枪队打外围，洋枪队首领不干，公然闹腾，搞得李鸿章下不来台，这次增援以闹剧收场。
天京一日不破，朝廷一日不安，北方捻军又起，慈禧太后慌了，这次是朝廷下旨命李鸿章援攻天京。曾国藩欲就还推，曾国荃执拗到底，李鸿章欲拒还迎，在他们两个一来二去的商洽中，在李鸿章的军队还没有到达天京时，曾国荃攻破了天京城......
一方面是执着的弟弟，一方面是严峻的战事；一方面是社稷安危，一方面是亲人家庭的利益.......这些让曾国藩左右为难。
2021年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