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承认，我是怀着险恶的用心去观看电影《触不到的恋人》的。一开始我就知道死于那场车祸的就是男主角。于是，带着某种先知似的自豪感坚持把电影看下去，看着活在2006年的女主角和活在2004年男主角通过一个神奇的邮筒来进行着奇幻般的恋爱，看着那个男主角一直耗着撑到了2006年，看着男主角要过马路，看着……等一下，他没有过马路，于是他没有被撞死——这一切要归功于预见了未来的女主角的通风报信，于是，历史改写，夫妻双双飞飞。
我是一个容易入戏的人，因此看影片的时候我会轻而易举的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咒怨，相信有一天蜘蛛侠会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相信陨石未来会撞地球，当然我也相信有这么一个能穿越时空的邮筒使得分别身处在2004年和2006年的男女主人公谈起了恋爱。然而，我不能容忍导演安排的结局。
或许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是我也并不否认我喜欢某些大团圆结局——完美主义者恰恰认为凡是刻意制造的大团圆是对完美的亵渎——悲剧有时候也是一种完美。因此导演的责任之一，就是让应该有的喜剧喜剧下去，或者让应该有的悲剧悲剧下去，即使是悲剧与喜剧之间的互相转换，也要有一个顺应、承接的过程，不能超越群体意识的底线。
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法国的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指出：在传统社会中，一种行为并非因为是犯罪而震撼了群体意识，而是因为震撼了群体意识而被认定为犯罪。于是，我们退一万步说，即使导演震撼的是个人意识，那么也会对个人产生强烈的不适，可悲的是个人的数量似乎不小。
我们当然不能说导演在犯罪，似乎电影结局产生的影响也不是导演故意造成的，但是，结局的选择确是导演故意的（我不懂电影制作的流程，或许应该再把编剧拉下水）。
再来看看《现在，很想见你》这部日本片，同样是穿越时空的恋爱，同样会有一个主角会死掉——女主角冷。然后，女主角最后还是死掉了，虽然曾经去过未来的她知道，只要她在现在换一个老公，命运就会改变。但是，女主角没有，她已经在未来爱上了未来的老公，谈了第二次恋爱，她爱她未来的孩子，她宁愿让自己在六年后死掉，也要让那个孩子出生，宁愿只活六年，也要和她最爱的人在一起。
有人会说商业片就得这么拍，有人说是东西文化的差距，甚至举出例子说“在西方的英雄永远不死，而在东方死了才是英雄”。但是那是在以前了，欧美电影关于好人该不该死的争论以及在很多影片结尾得到了理性的显现，哪怕是在东方电影比如香港的《无间道》，也出现了坏人似乎不死的极端，当然，作为补偿，导演让坏人堕入了思想上的无间地狱，使其生不如死，但是这种结局最终也没有超出社会群体的承受底线。恶有恶报善报的真理在以不同的方式体现。
可见，无论什么结局，只要该片是商业影片，就应该顺应市场，顺应民众，以受众群体的底线作为参考，而不是在穿越和不穿越底线之间恣意的践踏。
该活着的，就大胆的让其活着，要么让受众看到希望，要么让受众产生愤慨；该死去的，就放心的让其死于，要么让受众产生悲悯，要么使受众得以解恨，典型的例子如电影《蝴蝶效应2》（也许这是这部饱受批评的电影唯一值得肯定的地方）。逆其道而行之，不光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有可能污染了电影、败坏了名声。因此任何的电影在制作时都不得不慎之又慎。
如今的电影年代已经不是死于不死的简单选择问题了，于是一再要强调平衡点这个概念。导演与观众的平衡，艺术与现实的平衡，自身理念和群体意识的平衡，等等等等。所以：
To be , or not to be , that’s a ques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