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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在北京保利拍出了9.3亿，和毕加索、蒙克在同一条价格线上。
齐白石的画好在哪儿？我看到一个说法，是一位画家说的：
“齐白石到底哪儿好？这就好比摔跤吧，摔跤的基本方式是脚底下使绊子，对手摔倒、着地就算赢，然而，齐白石他就不使绊子，揪着人耳朵就给摔地上了。这就属于天生神力，你要仔细看，没有一个摔跤动作是对的，你要学，一学一个错，保不定自己还摔个鼻青脸肿的。”
就是说，齐白石的画，不讲技巧，没有套路，一派天真，形就准了，神就对了。
这话，专门研究齐白石的北京画院院长也说过：
“我们常常感叹为何他能妙得天机，借那些最平凡的事与物，抓住其魂魄，不仅跳脱出种种惊艳，甚至还能传递出脉脉温情，那般发自泥土的蓬勃之力甚至让你从心底挤出一个自愧不如的‘恨’字！”
齐白石的画是属于文人画范畴的，而他却又是从乡野民间苦练出来的，他的木匠生涯从做粗活，到刻雕花，后来转行作画，又写诗、治印，在完成从匠人到文人蜕变的同时，却又始终保持农人鄙夫的生命底色。
他的作品，是诗、书、画、印四大配件一样不少，按他自己的排序，是“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画排在最后。我想起王菲说：“你可以说我歌唱不好，但不能说我麻将打得不好。”可见人自己做排名不见得要当真。不过齐白石的诗还的确不错。
画的好处，以及为什么值钱，还与时代有关。十九世纪以来，随着相机、摄像机的诞生，画的“像不像”，就不再是对画家的评判标准，一幅画的收藏价值，便不能被低成本低形式所替代。在这样变革与冲击的背景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海归的著名画家，如从日本回来的陈师曾、从法国回来的林风眠、徐悲鸿，就发现了在“似与不似之间”努力创新的齐白石，他将工笔与写意结合，既有文人画的传统，又有画像师的功夫，还保持了民间生猛的活力，刚好吻合了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艺术潮流与审美需求，这些把持和形成艺术圈层的文化人，热情洋溢地赞美他、推崇他，从而确立了他在画坛和文化界的地位。此外，他和毕加索一样，生命强悍，且一辈子都保持天真与创造力。
齐白石画梅，早年曾向湖南前辈画家尹和伯请教画法。尹和伯（1858-1919），名金阳，号和光老人，湘潭人，工画花鸟草虫，尤善画梅，自称学宋代扬补之，风格缜密秀雅。后来，白石又学金冬心画梅，趋向孤清冷艳的文人画风。1917年，陈师曾题白石画梅诗说：“齐翁嗜画与诗同，信笔谁知造化功；别有酸寒殊可味，不因蟠屈始为工。心逃尘境如方外，袖里清香在客中；酒后尝为尽情语，何须趋步尹和伯。”
在称赞他画梅的同时，劝他不必亦步亦趋学尹和伯。师曾的劝告，后来成了齐白石衰年变法中的一大动因。但在1919、1920年，白石画梅仍延续金冬心、尹和伯的画法，约三、四年后才发生了根本变化。1924年的《梅花鹰石图》已可看出借鉴吴昌硕大写意画法后发生的转变，再往后才形成白石自己画梅的个性：苍劲浓艳而热烈，再没有那种孤冷之意了。1928年，齐白石用简劲的大写意法画红梅，并题诗道：“今古公论几绝伦，梅花神外写来真。补之和伯缶庐去，有识梅花应断魂。”此前一年，吴昌硕去世，他最崇敬的三个画梅大家扬补之、尹和伯和吴昌硕都成了古人。他在诗后又跋曰：“和伯老人，湘潭人，余前诗所言之，三人画梅，余推此老人为最妙。此老人自言学杨补之，余以为过之远矣。惜出长沙界，不知此老为何人。”诗与跋虽特别赞誉尹和伯，总的意思还是表达自己对画梅的看法，这看法中已大有雄视画史之慨。这时，他画梅确有了前贤的水准。
——引自《大匠之门：齐白石精品雅萃》
红蓼从画幅上方垂下，花荫中一只栖息的竹鸡昂首鸣叫。红蓼是秋天的植物，秋愈深，其色愈浓。唐代白居易曾有诗“秋波红蓼水，夕照清芜岸”。白石老人常将红蓼入画，想是看重它清新浓丽却不艳俗之气质。此幅《作伴只芦花》约作于三十年代，为白石老人七十多岁时用心之作。幅中红蓼用极重的洋红点染，深红的花穗与大块墨叶形成对比，浓艳而沉厚。竹鸡以没骨法绘出，状态逼真，似能听见唧唧啼鸣之声，是为点睛之笔。全画用笔精湛老到，落墨大方细心，色彩鲜活稳重，是白石老人衰年变法后之佳作。
——摘自中国嘉德2010秋季拍卖会专场图录（以537.6万元人民币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