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认为人天生邪恶，他的《利维坦》一书把自然状态描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人随时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因此他主张“任何专断权威的统治都要好过没有权威的无政府状态”。
洛克的《政府论》则认为自然状态完全自由、平等，但存在三种缺陷：缺少裁判纠纷的共同尺度、缺少一个公正的裁判者、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得到执行。所以人民“甘愿放弃各自独立行使的惩罚权，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行使。”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起源，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让渡出的一部分自然权利，当政府背叛了人民的委托时，政府就应该解体。
而卢梭笔下的自然状态却像田园牧歌一样美好，这种对自然的热爱几乎贯穿于他的每一部作品。《爱弥儿》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指出，在自然状态下，“人类的本性是温和的，人与人之间是不乏善意的，人有一种本能，在自爱的同时也爱别人”。《社会契约论》延续了对自然状态的这种理解。但卢梭也承认，人类进入社会状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原始状态已不可能再继续存在。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灭亡”。
与洛克不同，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这种自由是不能让渡的，因而人类要寻找一种结合形式，既保障每一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又能“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而卢梭笔下的自然状态却像田园牧歌一样美好，这种对自然的热爱几乎贯穿于他的每一部作品。《爱弥儿》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指出，在自然状态下，“人类的本性是温和的，人与人之间是不乏善意的，人有一种本能，在自爱的同时也爱别人”。《社会契约论》延续了对自然状态的这种理解。但卢梭也承认，人类进入社会状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原始状态已不可能再继续存在。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灭亡”。
与洛克不同，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这种自由是不能让渡的，因而人类要寻找一种结合形式，既保障每一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又能“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人类如何从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状态，而又“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呢？
卢梭的逻辑是：“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意，即普遍的意志。卢梭认为，订立契约时，人人无保留地将全部权利转让给集体，同意接受“公意”的指导。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共同体，即“共和国”。政府是受“公意”委托来保障人民的自由、财产和安全的。在这里，由于公意是每一个人个体意志的体现，那么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自由就是自律。人们服从公意，并“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卢梭笔下的“公意”是国家的灵魂，而且“公意始终是公正的，永远以公共的福祉为宗旨”。可是，每个个体都是有缺陷的，如何保障公意永远正确？
卢梭认为，公众的智慧能使理性与意志有效结合起来，“当人民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时，公民之间就不会互相勾结，即使有许许多多小分歧，那也会产生公意的，而且讨论的结果也总是好的”。而法律是公意的行为，只有按法律治理的国家，才能保护公众的利益。因此，卢梭认为，建立在社会契约上的国家，其最高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如果主权者走向“公意”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这样，《社会契约论》就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思想。
《社会契约论》一问世就震惊了世界，它吹响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号角，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也都深深刻印着卢梭的自由民主思想。然而，卢梭本人却为此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遭到法国政府的强烈谴责和驱逐，开始了8年的流亡生活，晚年过着贫困、悲惨的隐居生活。1778年7月2日，66岁的大师与世长辞。
一直以来，对卢梭的质疑都从未消失过：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认为，卢梭思想的盛行，使那种通过感情冲动和纸上谈兵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倾向大大增加；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卢梭的理论极易导向一种专制民主制；英国哲学家罗素甚至认为，如果说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结果的话，那么希特勒就是卢梭的结果。
卢梭的思想为什么会引起如此不同的评价呢？我们可以看到，卢梭思想新颖独特，心灵纯粹真诚，他的所有著作都渗透着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强烈欲望，体现着对现存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批判与思考。然而问题在于，如何用合适的手段追求美好的东西。卢梭的所有不幸都与他的“公意”理论相关，卢梭笔下始终公正的“公意”，过于依赖人的美德，这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是不可操作的。追求理想完美的政治制度，而没有切实可行的运作方式，这就为专制和暴政提供了土壤。这也就是学者对卢梭思想质疑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卢梭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他是那个时代的启蒙领袖，却无一例外与其他启蒙先驱反目成仇；他的“主权在民”思想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也不乏学者将卢梭式民主与多数暴政联系在一起；他生前大部分时间悲惨孤独，死后却极尽哀荣，遗体移葬巴黎先贤祠，并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
尽管卢梭的思想有争议有缺陷，但毫无疑问，直至今天，卢梭仍是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社会契约论》仍是人类思想史上重要的精神遗产。与卢梭的思想局限相比，他对18世纪法国现实社会的敏锐洞察、以及提出并解决问题的创造精神，200多年来一直对社会发展产生着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