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有父母的地方就是家。虽然离家乡4000公里，小小的我依偎在父母身边，依旧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小丫头，父母的臂弯就是我的家。 我们乘坐的火车连开了7天，途径长江，黄河，到过窑洞，穿过荒漠戈壁滩。这一路的颠簸在这么强烈的视觉冲击下，显而已经不足为奇了。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远途跋涉，心里有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来到钢城的第一个家，是在一个大俱乐部旁边， 对那里的记忆已经是相当模糊了， 唯一能让我留有些许记忆的，是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泛黄的相片里母亲烫着那个时代流行的大波浪卷短发，可能阳光反射着路上的积雪，有点刺眼，让她的脸微微的内收，借着额前的圈刘海，躲着阳光，矜持地对着相机定格下了30岁的笑容。我拉着母亲的手，穿着很有年代感的儿童毛呢大衣，隐约记得胸前还有一个熊猫盼盼标志，紫红色的毛裤和一双小布鞋。 黄而稀软的小马尾在冷冬的寒风中轻盈地起舞，满脸的稚嫩和懵懂都在嘟起的小嘴上尽显无疑。也可能是不愿配合摄影师示范的动作而反抗吧，亦可能是舍不得丢下心爱的小玩具，被要求到门口拍个我不知道干什么的照片吧。谁知道呢，小孩子的心思变化无端，自然也就不得而知了。 在我们身后是一排平房，我们的家门头上有个牌匾，白底红字的写着“上海服饰”。没错，父母的养家法宝就是做服装行，那时候前店后家的模式是大多数营生的模式，父亲是裁缝老师傅，自高中毕业后就来到这里跟随家里排行老大的姐姐学裁缝（姑妈和姑父是六七十年代，跟随着建设祖国大西北的兵团下乡远道而来新疆扎根的，可能也就是当时全国知青下乡的运动之一吧）父亲做学徒，这一学就是很多年，直到返乡娶了母亲，生下我，时隔几年，又带着我们母女一行三人重新回到了这片热土。
在这排平房的小家中，我们生活了大约半年， 也可能是由于地理位置不适合商业活动，门口宽阔的大马路，人流不集中吧。我自然还有一种猜测是房东涨价。 没过多久我们又开始了第二次的安营扎寨。
这次的店铺与生活住宿的房子是分开的，住宿区在马路对面拐个弯儿。生活是不太便利，但生意是稳定了。在第二个家中，次年迎来了我的妹妹，羊年出生的孩子应该都是比较乖巧， 自小没听到父母对她发脾气或者严厉呵斥。反倒是我这个姐姐，天天皮实地上房揭瓦，着实像个野丫头的样子。
随着父母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眼见需要寻求一个大一点的场地，另外也可以随时照顾我们姐妹俩的起居。父亲决定还是找一个前店后家的铺位。第三次的住所离上一次不远，在同一条街相距百米左右的地方。在我们这个平稳和谐的小家营造下，这里便也成了一个长久的安家之所。
照顾父母生意的老顾客很多，有周边的居民，也有闻信寻访过来的新客人，他们的业务都是停留在定做新衣服的范畴内，那些年几乎看不到卖成品衣的服装店。人们的穿戴基本都靠裁缝店量身订购。众多顾客当中，不乏还有钢铁厂区的领导订购车间服或者演出服。在钢城总有大大小小的汇报演出，所以每当接到此类定制单，父母亲就更加忙碌了，凌晨两点那是常有的事儿。
父母平日也没有时间做生计之外的闲事，日常父亲主管接待生意，裁布，做各类上衣，熨烫挂成衣等技术活儿，母亲则做一些助理的活儿， 例如锁边，锁纽扣，做裤子，额外还照顾我们的吃穿，这些琐事归母亲管，她从不怨言，也不厌旧。 大多数的夜晚父母都是在案头作业到凌晨1点。他们夫妻搭档的模范也成了我婚后的生活样板，始终不渝的相辅相成。简单和谐的生活一直陪伴着我们姐妹俩的童年。晚上时光是最惬意的，父亲爱好文艺，吃过晚饭，他手上的活儿当然是不能停下来的，做着裁布或熨烫的同时总是唱着小曲儿。革命老红歌， 时代金曲，越剧黄梅戏 ，样样都能朗朗上口，信手拈来。这样的耳濡目染下，我从小对文艺也很有兴趣，兴趣也是最好的老师。以致从中学到大学期间连任了多年的文艺委员。从小树立的自信也是来自我的家庭和那些年的锻炼。
通常我和妹妹早早的就睡了，每次醒来，很多时候他们还在挑灯夜战与时间赛跑， 想着在顾客取货的日期之前赶制出来。父母做事的认真和用心常常受到顾客们的夸赞，甚至我在一旁匆忙写作业时蹩脚的字也时常会被得到表扬。那可能是爱屋及乌了吧。
那年代可真的是江河远阔，车遥马慢。远在千里之外，还有一群牵挂我们的亲人，殷切地盼着我们回乡，可母亲总是说:“快了啊，再赚多一点就回去。” 可谁都知道钱哪有赚够的时候啊。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我们呆了整整八年，从未回去。渐渐地，我也忘记了亲人的模样和称呼。唯独当父母在固定日打远途电话时，才能让我想起电话那头是我可爱的家乡和亲爱的人。
2021.9.29 夜 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