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前指挥部下达给王有福三大队的任务，是配合县政府，在巢北片征集粮食300万斤，生猪500头，各种蔬菜20万斤，柴草800担。这些属于粮草，除此之外还有两大项。
一项是船运，为大军渡江作战提供运输工具。淮海战场的支前靠的是独轮车，是中原老百姓车轮滚滚推出来的。渡江支前比中原更麻烦，不但要提供船只，还要帮助指战员进行水上适应性训练，不然过江时都晕在船上，划也划不了，上也上不去，仗还怎么打？因此，每条船必须配备两名船工，先搞训练，再当舵手。巢北片要征集200条船，400名船工。
另一项是征集300民工和200只草站窝子。民工每人带一付扁担绳子，他们随部队过江，负责挑运干粮和弹药。草站窝子原是老百姓过冬用品，江淮之间不像北方，冬天不烧炕，就用稻草编一个状如大桶的草窝子，中间隔一层木棍，下面放一个火罐，老人和孩子坐在里面取暖。草站窝子支前，是放在船头挡子弹的，里面填一些土，就是一个很好的战术掩体。
事情千头万绪，首先要解粮草问题，这事当然离不了商会。县长方当时现在是县支前指挥部总指挥，重任在肩，一早带着王有福赶往柘皋遇难桥桥头的“春和义”茶馆。他俩都知道，此时鲍会长笃定是在自家的“春和义”茶馆喫茶。
柘皋人把喝茶说成喫茶，这是有讲究的。
陈如炳在皖北区dm开介绍信时，黄山主任就告诉他，你要去的巢县柘皋镇，那里的人作兴“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闲散得很。这里的“皮包水”，就是指喫早茶。从黄山口中传出来，可见名气之大。
别的地方喝茶，也就是清茶一杯，至多再嗑点瓜子。而柘皋人的喫茶，附加值就丰富多了，要有油条，糍粑，狮子头，烧卖之类的点心，还要有一盘必不可少的凉拌拼盘。
这个凉拌拼盘，是古镇茶点的一大特色，也可以说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功夫菜。拼盘里的菜叠加堆垒，共五层：第一层是菠菜、元荽、青蒜拌在一起的绿色蔬菜；第二层是雪白的千张丝，豆制品；第三层是卤成暗红色的黄牛肉，也切成像牙签粗细的丝条；第四层是炒出来的五香花生米，退衣后白生生的；第五层是一勺醃制的红辣椒片，被称作“状元一点红”。这道凉拌拼盘，摆在桌上就像一座五彩宝塔，让人看着不忍动筷。
茶馆的茶具，是那种上盖下托的茶盏，喝茶时，左手托盏，右手拈盖，用盖沿轻轻地荡两下，把浮在表面的茶叶划向一边，再吹口气，缓缓地喝上一口。不论是贩夫走卒还是进城的乡下人，在用这种茶盏喝茶时，都会收敛起粗犷，显示出一点文雅来。
吃那么多的点心和拌菜，是要陪进很多茶水的，圆鼓鼓的肚皮里，多半是水，故称“皮包水”。
柘皋有点名气的茶馆，后边一般都有个澡堂，“晚上水包皮”，是在澡堂里完成的。
柘皋镇上的常住居民，都是做生意的，不是老板，就是店小二，老板不是很大，小二也不低三下气，都是街坊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没有阶层壁垒。劳作了一天，晚上都进澡堂，泡个热水澡，整个皮囊被满池的热水所包裹，酣畅淋漓，所以叫“水包皮”。
澡堂没有淋浴，只是在出浴后，澡堂师傅递给的一个热毛巾，擦干净身上的水珠了事。
洗过澡的人都有点口干，喝口水是必须的。喝白开水免费，如果想喝茶，就要另付几分茶叶钱。
一般澡堂里都有个专门卖花生米的小哥，眼贼尖，只要澡堂师傅到哪里泡茶，立马凑过来，问一声，要花生米吧？虽然是问，却带着肯定的语气。因为你既然花钱买了茶叶，那茶总得要喝上几开，而单单地喝几壶茶水，未免寡淡，总得要吃点开胃的东西才好。
那花生米，是镇上干货店制作出来的五香花生米，也许是有什么独门绝技，吃在口中酥脆奇香，佐茶极佳。
澡堂的花生米，和茶馆拼盘中的花生米，虽然都是货出一家，但是吃起来的口感却不尽相同。拼盘里的花生米，香味已散发到拌菜中，充当了调味品。而澡堂里的花生米是本色原味，一粒入口，满口流香。
坐在躺椅上，带着洗浴后的轻松，喝一口热茶，嚼一粒白白胖胖的五香花生米，那滋味，美不可言。这大概也是“水包皮”成为一种常态，像抽烟喝酒一样成瘾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商会会长的鲍春望，自然会有自家的产业，这个“春和义茶馆”和后面的“石梁河澡堂”，都是他家的。澡堂位置得天独厚，后门外就是石梁河，取水方便，正门迎着北闸大街，这条街是商户最集中的地方，柘皋唯一的李鸿章当铺，也在这条街上。前文说到叛徒吴谷山在李鸿章当铺被抓捕，那是烔炀河镇的当铺。
这“春和义茶馆”在柘皋也是首屈一指的老字号。抗战时期，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曾在这个茶馆宴请刚刚到任的巢县县长马伯山。
张云逸是从肥东县青龙厂的江北指挥部赶过来的。当时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在柘皋一带活动，张云逸带着八团团长周骏鸣、团参谋长赵启民等人在“春和义”宴请马伯山，主旨是要马伯山在物资供应上支援八团。因为马伯山不但身任巢县县长，还兼任了巢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支援本地的抗日队伍，也是职责所系。
但这个马伯山也不是个好鸟，他是在省国民zf撤销原巢县抗日县长马忍言的职务后，gmd顽固派阵容派他来接替，他来就是搅局的。在张云逸主持的接风宴上，马伯山虽然满口应承，但事后并没有对八团一丝一毫的支援。花式样子做得漂亮，天天在各大商家穿梭来往，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摊派商家捐款捐物，大洋弄了不少，就是不知道花哪去了。抗战胜利后，马伯山换了由头，又要商家捐款支援国军前线战局。但商家对他那一套弄钱的手段已心知肚明，不再上心，能拖就拖，搞得马伯山无味得很，一个月前竟然无声无息的走了，不知所踪。
方当时县长和王有福大队长，是在“春和义”二楼雅座上找到鲍春望会长的。老先生喫早茶也不叫家人，独自一人慢品细饮，一边望着窗外遇难桥上人来人往，甚是陿意。如今遇难桥已更名玉栏桥，这是商家集体动议改的，商人嫌“遇难”二字不吉利，谐其音，改名“玉栏”，商会出钱，在桥两边加了生铁铸造的栏杆，打磨得光滑如玉。
听到脚步声，鲍春望扭头一看，见是方、王人，连忙起身招呼：“稀客！稀客！方县长，王大队长，快请坐！”又朝楼下喊一声：“上茶——”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不像是个六十出头的老人。
“甭客气，甭客气。”方县长摆摆手，“我们都吃过早饭了，过来和你说个事就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