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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鉴于帝制王朝的利益与文人所倡导的价值并非完全一致，每个王朝都必须重新调整其统治者与官僚体系中士绅文官（ gentry-officials ）之间的合作关系。

我们并不对“文本”（ texts ）中的观念进行考察，这样做往往是为了找到“文本”背后的一般“意义”（ meaning ），相反，文化史学者的关注点是解码某种行为背后的特定“语境”（ contexts ），这类行为都受到某种观念的影响和驱使。当代学术界发生了所谓的“观念史”（ history of ideas ）转向、“文化史”（ cultural history ）转向，这让我们作为思想史学者在研究理想化的纯粹哲学的同时，必须考虑这类哲学思想的历史功用（ historical uses ）。

有一点极为重要，即曾棨本人创造了一个先例，他将道学所关注的对于心性的道德养成与明代帝王神圣性联系在了一起。由此，科举考试中类似的制艺文层出不穷，到了清代，已然变成了对皇帝在文教方面威信的一曲颂歌。

明初皇帝与文士之间脆弱的联盟逐渐转向了一种长期的政治与文化关系，道学的经典教谕与明、清两朝的皇权正式联姻，达成了合法性的一统。无论是明代汉人皇帝，还是清代满人皇帝，他们都与之前的元朝统治者一样，开始信奉为他们的统治带来合法性的程朱理学。

朱元璋非常满意吴伯宗的对策，后者也借此成为当科状元。然而，吴伯宗为科举取士辩护的文章却未能打动朱元璋。 1372 年乡试之后，朱元璋于 1373 年暂停了所有的科举考试，因为从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都是“后生年少”。虽然朱元璋明显对第一次科举的结果和第一批进士的工作表现非常不满，但是确实有大量的文化和政治等国家事务亟待处理。

朱元璋在对待孟子学说上的种种表现说明，基于孟子性本善观念启发的宋代道学，必须经过政治理念层面上的一系列限定和驯化，才可以被提升为皇权意识形态。饶是如此，这种经过处理的道学，仍旧反映了那些儒家经学中长期以来建立起的文士价值（ literati values ）

朱元璋为避免江南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太过集中（同时也是为了报复），下令将很多地主的土地没收为国有财产，并由政府指定的佃户耕种。同时，他故意对江南地区课以惩罚性的重税，直到 1380 年才稍微减轻了一点，然后到 1393 年又再次加重。

朱元璋在试图控制江南地区经济资源的同时，也想方设法不让江南地区在文化上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科举考试上的成功。

直到 1450 年之后，当一个各方都认可的进士配额制出台之后，科举考试才真正成为士人通往高官厚禄的主要途径

而“圣人周公”也变成了“圣王”，宋代程朱理学在理想上将之视为典范，并将他的治理理念与上古的神圣统治者相联系，就像宋代的道学家们将自身与孔孟学说相联系一样。

哪怕数千名官员惨遭横死，有关朱元璋和朱棣圣化的官方叙述却无比圆融，这种叙述在科举考试体系中被不断再造。明初的皇帝已经可以通过掌握对经典的官方阐释权来控制其政治合法性、文化合法性的公共记录。在此我想强调，正是因为朱棣在 1402 年的成功篡位，明初这种因“洗白”应运而生的圣王观念的文化理想化，被之后清初的满人皇帝所习得，乃至超越，后者以此来证明自己征服明朝并代替其统治“中国”的合法性

在 1404 年的殿试策问中，朱棣让考生解释上古三代制度的古今异说和异制；而在 1406 年的殿试策问中，他则要求考生评议汉、唐、宋三朝的学校教化。朱棣 1404 年的策问关注点在于政治秩序，而 1406 年则将重心转移到了学校教育在维系社会秩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在翰林学士们的帮助下，朱棣于 1409 年完成了《圣学心法》一书，并将之赐予太子［未来的洪熙帝朱高炽（ 1424—1425 年在位）］让其学习，这也是在教导他“道统”传承和“政治合法性”二者之间的统一。

练子宁和方孝孺英雄主义式的传奇故事依旧给明朝统治者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成王安在”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答。 1416 年，当朱棣从刚刚自江西丁母忧服除回朝的胡广口中得知，建文殉臣的旁支家庭都无反叛之意后，也偶发慈悲，决定不再加以迫害。

1530 年，东汉经学家郑玄（ 127—200 ）的牌位还是被移出了曲阜孔庙。郑玄牌位的移除也反映了明代程朱理学正统开始通过一系列礼教上的排他手段将自身神圣化的程度，但是这种自我神圣化是文士们自己推动的，而非来自皇权的授意。

许多当代人将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成就上的乏善可陈全部归咎于科举考试，这无疑是打错了靶子，因为精英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为王朝选拔官僚，而不是发展经济和科学。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以为这种选拔程序仅仅是为皇权利益服务的。帝王及其朝廷无法通过科举选拔来控制作为官员的士绅们在思想和道德上的信念，中国的士大夫精英们也通过科举选拔体制获得了足够的社会文化认同和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