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老公的朋友从海南寄来几箱红薯。
打开纸箱，拿出几块来自天涯海角的红薯，紫红色的外皮，凹凸不平的身体，与我童年天天见到的红薯并无区别，仿佛见到了多年未曾相见的朋友一样，亲切熟悉。放在锅中蒸了20分钟，出锅后尝了一口，薯瓤发干，味道很甜，久违了的熟悉味道，不过我并未惊喜，因为这个味道我早就吃腻。
小学三年级之前，家里早、中、晚一日三餐，饭桌上肯定放着一盆红薯。我们老家叫它“山药”，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猜出它的身份并不高贵，是寻常百姓家中的常见食品。早餐家里通常是一碗棒子面粥，一根紫红的红薯，一个窝头、一碗咸菜，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我们孩子早就吃腻了，撅着嘴说难吃，母亲说：“有饭吃就不错了，还是不饿，饿了啥都吃。”于是我喝口棒子面粥就去上学了，一碗粥怎能抵饿，到了10点左右，饿得我肚子咕咕叫，盼着早点放学回家吃饭，中午餐桌上依然摆着红薯，不过有菜有窝头、还有馒头，自然不会吃红薯，下午放学回家后，大人还没下班，家里哪有零食，只有放在屋子里的一盆蒸好的凉红薯，拿起红薯，一边吃，一边蹦蹦跳跳找同学玩。总之，那时的红薯是生活的主食，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放着一麻袋红薯，三餐里少不了它的身影，它陪伴人们度过那个生活清贫的年代。
红薯的做法也不少，最常见的是蒸和煮，母亲经常将红薯外皮洗干净，蒸出一大锅，足够全家吃一个星期。她还经常把山药切块放入棒子面粥熬煮，黄澄澄的粥内浮动着金黄的红薯块，黏糊糊，甜滋滋，冬天时，热气腾腾端上桌，家里的奶奶最爱喝。小时候，我们经常把红薯切成薄片，贴在火炉壁上烤，蕴含水分的山药片一沾滚烫的炉壁，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冒着热气，一会儿，薄片水分蒸发了，干干的揭下来，又脆又甜，非常好吃。冬天，可以见到推着烤炉卖烤红薯的小摊子，炉子边堆着一圈烤得外焦里内，绵软香甜的山药，寒冷的冬天，买一块用旧报纸包着的烤红薯，握在手里热乎乎的，就着冷风，吃一口滚烫甜蜜的红薯，也是冬日独有的乐趣。长大后，下饭馆，最喜欢吃的一道甜品就是拔丝红薯，此时的红薯仿佛从山野小户摇身变为金枝玉叶，切的手指大小的山药块上浇着晶莹透亮的糖稀，红薯仿佛披了一件金光闪闪的华服闪亮登场，用筷子将它从盘中夹出，身后跟着一根根细若游丝的糖稀，红薯的甜加上糖稀的甜，真是甜到了心里头。
红薯为何成为那个时代人们餐桌上须臾不能离开的主角，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翻书才知道个中原因。它原产自南美，在明朝万历十年从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地吕宋（今菲律宾）由一个叫陈振龙的商人引进中国，红薯具有抗病虫害强，无土不宜、栽培容易的特点，引入后，非常适应中国的气候和水土，迅速在大江南北栽种，产量很高，价格便宜，养活了广大劳苦大众，真是穷人的福音。乾隆69年，人口突破2.9696亿，远超此前历史上任何时代，人地矛盾的激化，让乾隆的统治岌岌可危。这时候，一个叫陈世元的商人出现了，他就是陈振龙后裔，继承先人之志，四处推广种植红薯。曾经去到北方等地适种，后又到北京郊区推广，效果都很好。特别灾荒之年，更受欢迎。看来，红薯的盛行和灾荒、贫困总是脱不了干系，仿佛饥饿时代老百姓的救世主，帮助多少人摆脱饥饿的威胁，给人们带来生的希望。
中医学认为红薯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有利于身体健康。在那个缺衣少穿的年代，人们倒不是为了健康才吃红薯，因为生活中只有寥寥可数的食品可供选择，红薯的身影似乎随处可见，可以不用粮票等票证，随意买到，老家的亲戚到城里探亲 也是送一麻袋红薯，它见证了百姓艰难的生活。填饱了当时人们的肚子，叫人怎不感激它呢！记得那时，民生维艰，家门口经常出现穿着破烂的要饭人，母亲就从家里拿出两块红薯或者窝头递给他们，这成为我童年的鲜明记忆。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站起来逐步走向富起来，最明显的是我家餐桌米饭的身影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密，喷香的米饭取代了棒子面粥，红薯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鸡鸭鱼肉逐渐成为三餐的主角，多年之后，在饭店聚餐时，偶尔有人想吃清淡一下，才会出现红薯的身影，不过我一筷子都不想动，因为我早吃腻了蒸煮红薯的味道，我也不想去体验什么忆苦思甜，我希望日子永远甜下去，让我和我的孩子不要再历经红薯做主角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