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中国人的文化识别符号。从清末流亡日本的志士仁人使用“国学”这一名称开始，国学的内核主要指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根本精神价值。国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懂得人生价值，培养人格操守，如何安身立命。国学是心性之学，重在德行修养、人格塑造，它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主要在于“大学”而非“小学”。“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国学经典就是源头，立足时代就是活水。

儒家哲学最发达的部分是伦理学、道德哲学。写在纸上、社会要求个体做到的行为规范是伦理，存在于内心个人遵守的做人准则是道德。伦理要通过教育内化才转变为道德。儒家的伦理记录是“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儒家的道德培养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总的来说就是教人怎样做人：做有道德的君子，不做没有道德的小人。学习“三礼”，研读“四书”，加上社会历练和个人修养，有道德的君子成长为人格高尚的人，真正的人，有大丈夫人格的人，内圣外王的人。

英文中，“人格（personality）”的词根“persona”在希腊语中有“面具”的意思。这似乎在说人都戴着“面具”——我们要表现出特定的方式和面貌来生存。这是人格的最初含义，意味深长。那人为什么要戴面具，而不能完全展示内在呢？这是因为，人是群居动物，要在群体中生存下来，需要群体的接纳和爱，因此我们需要表现出与之相适宜、能够彼此接受的方式。久而久之，当这些方式成为无意识的自动反应时，特定的人格就形成了。简言之，人格意味着“我/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人不仅是肉体存在，还是精神存在和道德主体，人格就是人的精神达到的境界和道德达到的高度，人格即人在属人的向度上的积极完善和拓展生成。

梁启超先生说，《论语》《孟子》等经典，“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这就是说，“四书五经”等表达的是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历代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人们就是按此信念而生活的。

朱熹的《家训》中说：“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朱子说此乃日用常行之道，人不可一日无也。应当说，这些内容来源于诗书礼乐之教、孔孟之道，又十分贴近民间大众。它内蕴有个人与社会的道德，长期以来成为老百姓的生活哲学。

宋代王应麟的《三字经》开宗明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这就把孔子、孟子、荀子关于人性的看法以简化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孔子总说性近习远，孟子强调天赋的良知良能的发挥，荀子强调的则是后天的教育与训练。

清代李毓秀《弟子规》的总序说：“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以下分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等几部分。这些纲目都来自《论语》。

朱伯庐的《朱子治家格言》起首一段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都是些平实不过的道理，体现到一个人身上就是他的家教。

南开中学的前身天津私立中学堂成立于1904年10月，老校长严范孙亲笔写下“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四十字箴言借鉴了《弟子规》，成为该校对学生容貌、行止的基本要求。后来，张伯苓先生治校，坚持了这些做法。

今天我们读经典，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自觉和人的完善，首要的基本的原则应该是人性的原则。读经典的方式方法一定要尊重和符合人性的需要，增加教学过程的生动性和有效性，增加学生的理解力，对其自我成长、灵魂自觉和精神升华产生积极作用。

我们不是为了读经典而读经典，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而读经典。作为一个学习过程，读经典可以和其他知识的学习相结合，可以和其他技艺学习相辅相成。事实上，中国古典教育，其实就是博雅教育。六艺的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辅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儒家式教育并不排斥技能，这些技能也是拓展人的生活维度的方法手段，是高雅的兴趣爱好，是人与人交流沟通的媒介，终极是以成就人格为中心，它最为关心的主要是人的道德与性情。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就是以德为主。

总之，读国学经典，我们要以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教学生立定志向，学会如何做人，促进德性与智性的共同成长，让他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染、陶冶、涵养中健全人格，修身成德，踏上正确的成长之路。（18.7.9《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