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放学后的楼区里总能听到各种的叫卖声：“磨菜刀嘞”，“收破烂嘞”，“换鸭蛋嘞”……可只有一种声音，定让我从假装的读书中，立马竖起耳朵--“豆腐脑嘞”。
我凑到正在做饭的妈妈身旁，拽着她的围裙，兴奋的央求，“妈，我想吃豆腐脑了。”
妈妈知道我好这口儿，又总担心我吃了它，不会老实吃饭，但最后总能在我保证中妥协，“吃了豆腐脑，你可得老实吃饭啊，你去趴阳台问问，豆腐脑怎么卖的”
“卖豆腐脑的，怎么卖的”，小时的我虽胆小老实，但也能为了吃货的尊严，壮起胆子扶在阳台上，毫无顾忌的扯开嗓子。
“一块钱x勺，一斤黄豆x勺”，卖豆腐脑的大妈脆声吼到。
妈妈走到冷仓，拿出家里的老称，从豆袋子里称出两斤黄豆，装到袋子里。从碗架上，掏出一个涂着军绿漆的铁盆，递到我手里。
“去吧，端的时候慢点走”，妈妈嘱咐着。
屁颠儿屁颠儿的我，从五楼奔至楼下，来到骑着三轮车的阿姨前面。
“阿姨，给我来x勺豆腐脑！”
穿着白大褂的阿姨从车里掏出称，接过我手里的袋子，放在称里，看着称砣和称杆高高的稳定了平衡，她把豆子倒到白布面袋子里，抖了抖。
转身，揭开老式白铁皮保温桶的盖子，桶里豆腐脑的豆香随着热气弥漫开来，钻进鼻孔，口水不知咽下几回。
大妈用铝制大勺子，熟练的在胶状的豆腐脑上，切下一片、一片，盛到我手里的盆子，嘴里还数着“一勺，两勺，三勺……”
我的眼睛和心里也跟着她的节奏捉急，又强迫症似的害怕她切下的每一块，一不小心破了，又掉回桶里。
盛够了数量，大妈盖上盖子，又揭开了另一个破旧却擦的干净的保温桶，掏出铁皮做成的水舀子，在桶里搅拌了一下，舀出一碗汤汁，汤汁里面漂游着一层层紫菜和一条条胡萝卜丝，虽浓却也透亮，浇洒在豆腐脑上。
落日光辉下，泛着金黄的光滑侗体，披上了一层浓郁混沌色彩的丝纱，此时，这样的作品钉在眼里，垂涎三万尺。
“小朋友要辣椒吗？”
要不是阿姨的询问，我都馋的忘记了抽离。
“要！要！要！多放一些。”
当阿姨把绿色的香菜碎和红色的辣椒油点缀在上面时，这个美食的艺术品，像画龙点睛一样，升华到极致。
而我唯一需要做的是，稳稳的，稳稳的，一步步，一阶阶，托捧在手里，安全、无误的落到饭桌上。
回到家里，我还没等得及大人把豆腐脑盛到碗里，就比划着勺子，跃跃欲试。看着盆里的艺术品，又不忍破坏豆腐脑自身呈现出的整体美感，此时的我仿佛日本寿司师傅附身，如切割生鱼片一样，从盆里的边缘，片下一块，染着汤汁，闭上眼，送进嘴里。
豆腐脑的光滑拖在嘴里，豆子本身的醇香渗进舌苔的味蕾，从此味道得到了解放，也渗透了我的记忆。
几年后，父亲带我去旅游，窜在北京小巷，任性得找我想吃的美食，我却执拗的选择了贴着“豆腐脑”红字的小店，老板却诧异的回绝我的要求，他说在他们的城市，豆腐脑通常只有在早餐里才会出现。
二十年过去了，我的城市，豆腐脑这个事物，也如别的城市一样，也成为了只是早餐中的一种选择，或是包子伴侣，或是油条搭配。
虽然只是配角，但也还找的回做法，找的回配方，也找的回味道，但，再也追不回，那个跑在叫卖声后的少年。他仿佛在喊着：
“等一等，豆腐脑，等一等，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