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但文化没有断，反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延续了下来。
这个时期最特别的文化现象，是“清谈”。一群士人聚在一起，不谈国事，不谈民生，只谈玄理。他们拿着麈尾，喝着茶，辩论“有无”“言意”“才性”。听起来很虚，但那是一个乱世里，人唯一能抓住的东西——思想。政治靠不住，权力靠不住，只有脑子里的那点道理，是自己的。清谈不是逃避，是在无处安放的时代里，给自己找一个可以站立的地方。
与清谈相伴的，是玄学的兴起。何晏、王弼注《老子》《庄子》，把道家和儒家揉在一起，讲“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嵇康说“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也”。他们不是在反对儒家，是在反对被权力利用的假儒家。真儒家讲的是仁，假儒家讲的是礼。他们宁愿回到自然，也不愿活在假的礼里面。
文学上，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陶渊明、谢灵运，一个接一个。曹操的诗悲凉慷慨，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曹植的《洛神赋》华丽而深情。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把田园生活写成了诗。谢灵运写山水，把自然变成了审美的对象。文学不再只是“言志”，也开始“抒情”“审美”。
艺术上，王羲之的《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顾恺之画人物，讲究“传神写照”。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在这个时期开凿，佛教艺术从西域传来，和中原风格融合，形成了新的造像样式。敦煌莫高窟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修建。
这是一个乱世，但也是一个文化没有被压垮的时代。政治分裂了，文化没有分裂。那些士人、文人、艺术家，在动荡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式——用笔、用思想、用信仰，把文明的火种，一代一代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