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钩沉一回首

    ——我上一年级时的任课教师

钱红旗

我是虚八岁开始上学，那是1974年的秋天。未去上学时，总是盼望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七八十岁的祖母也开始对我进行启蒙教育，教我数一、二、三、四、五。

九月一日，这一天终于来了。早上，父亲给我带上新买的书包——绿色的那种挎包，扛着一张小方桌和一个小板凳往学校去。学校在村子的前面，离我家几百米远，直接走着去。我兴冲冲地跟在后面。当我走出二、三十步远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一转身就往家跑。父亲不由分说 ，一把抓住我，拽着我就走。我哭着说：“钱老师要打我，她是小林的姑奶奶，不会打他。”父亲根本就不理会我的哭诉。

没到上学的时候，天天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有大人泼冷水，吓唬我们，说老师会打人。小林是本村的同龄人，按辈分，将教我们的一年级钱老师是他的姑奶奶。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大不以为然，说：“钱老师还是我的姑妈呢。”但此时，我有此异常举动，似乎我有第六感觉，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事。后来，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奇妙的感觉。

钱老师是女老师，叫钱WY，她是我的本家，嫁到县城里。那时叫什么下放，又来到我们村的小学。按辈分，我应该叫她姑妈。

我们村的这所小学是民办学校，教师都是民办教师，只有钱WY上过师范学校，是个国家正规教师。她说普通话，穿的衣服也洋气，夏天还穿裙子，与其他的教师、全村的村民迥然不同。

在钱WY手上上了一学年，她是我人生中第一位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但我从没有得到她一句表扬，她都是把我当烂学生对待的，得到的只是训斥、嘲弄、责打。我稍有表现不佳，她就会斥责：“还红旗呢，我看你是黑旗！”从此，我对名叫“红旗”产生了一种耻辱感，生怕谁看到或听到我的名字，嘲笑我是黑旗。每当课本中出现“红旗”一词，被老师学生读到时，如芒在背，浑身就感到难为情、不自在起来。偏偏那时课本中出现“红旗”一词的频率特别高。后来，我总想把这个可恶的名字改掉，优柔寡断的我，一直没有改掉。

她有一根专用的细细的棍子，是专门用来打人的。印象中，被她打的时候都很疼，还被她用棍子打过头。

有一次，上午，还没有到放学的时间，鬼使神差，我居然逃课了。后来被逮到，她用棍子打我的手掌，疼得往肉里钻，连打了好几下。说：“看你下次还敢逃课！”我到现在还记得她揍我时样子，瞪着一双小小的三角眼，鼻子如竹管一般又细又直，一脸凶相。这是我人生中上学唯一一次逃课，后来上初中上高中都没有逃过课。

那时的一年级，两门功课：语文、算术，都是一位老师任教。她选一个女生做班长，叫葛华凤，记得是个留级生。钱WY对我们说，她不在的时候，葛华凤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都要绝对服从她。钱WY不在的时候，葛华凤就替她管理班级。葛华凤沿袭了她的凶狠、威严，拿着她的那个棍子，动辄打人。我与其他同学一样，被挨了不少揍。

我升级上二年级，她继续教一年级。邻居家的一位男孩成为她的宠爱，被她任命为班长。我听到风言，这个男孩也是一样凶，会打人。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钱WY可谓得其真传，娴熟地运用来作为其治理我们这些幼稚的娃娃的手段。

有个同学，叫钱士宏，他爸爸就在本校任教，是个民办教师。一次，钱士宏被喊起来读书。他有点结巴，大概又想用普通话读，读到“六”字，像是读的是“肉”字。钱WY首先哈哈大笑起来。她说：“是不是你爸爸煮了红烧肉，要请我们大家都去你家吃！”那个年代，吃饱饭都困难，吃红烧肉更是奢侈的事了。她这几句戏谑的话，不啻是带给人一种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快感，回忆起来，倒是有－点温馨的感觉。

说到普通话，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所有的任课老师，只有钱WY说普通话，其他的老师都说方言。今天的中小学老师，无论城乡，都讲普通话、教普通话，有些孩子都不会说方言了。钱WY可谓超前几十年。

上了二年级，教我们的老师叫蔡润生，男性，外村人。蔡老师从没有打过、骂过我，我的成绩开始好起来。蔡老师的板书很漂亮，我已经开始模仿他的字迹写字。坐在我旁边的同学经常抄我的作业。一次，我做了一个恶作剧。做算术题，我本来是按着题竖着的顺序做的，却告诉他，是按着横的顺序做的。发下作业本，他一看，老师全打的叉叉。他狐疑道：“你怎么全是对的？”是啊，他至少第一题和最后一题是对的。但老师看出他是抄的，当然全打错的了。

被钱WY宠爱的葛华凤，成了班上成绩最差的学生之一，再也看不到她的嚣张气焰了。

钱WY的娘家，与我家隔一条小河相望，——她娘家的大门朝东。一次，她与几个妇女坐在娘家门前的凳子上，剪着齐耳短发，穿着簇新的蓝色衣服。我从那里经过，恭恭敬敬地叫了她一声：“钱老师”。那是我上二、三年级的时候。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她教了我一届，又教了一届一年级，就调走了。

我曾问过父母亲，是不是你们对钱WY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以致使她这样对待我。父母亲皆说没有。

202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