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在机关处室借调已一月有余。
虽身处同一栋楼，不同处室的忙碌程度却差异很大。我所在的部门，恰好处于地狱模式。
城市发展进入了存量阶段，一切基于增量逻辑的路径依赖不再行之有效，政府部门也陷入到了无休止的内卷内耗中。最直接的表现为，曾经处室的核心工作是建设项目的审批，俗称“办件”，如今办件数量骤减，但来自多方的任务督查却与日俱增——因为当下各类基础设施的服务并不能真正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且这种差距无法单纯依靠大兴土木来解决。此种变化，从政府部门逐层传导至规划设计院，引发规划设计行业巨变。能轻易产生价值和财富的增量时代一去不返，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工作难度剧增但收益骤减。
当下政府规划部门业务处室所面临的压力来自各方面，既有上层的督查任务，也有平级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分歧。上层的督查任务，来势汹汹，前一天布置的任务，第二天早上便要成果，通宵达旦无可避免。成果一般是给主管领导提供“文字弹药”，以便在更高层次的会议上能够从容应对，不至于哑口无言。另一方面，高层次会议上的部门发言，实际上是一种话语权的体现，其压力来源不仅是上层，更是来自同级别部门的裹挟。
由于规划部门本质上是个综合部门，在推进落实规划的过程中，难免受到各行业主管部门的影响。规划引领，说易行难。尤其在高层次会议上，当行业主管部门绕过规划事权，直接从行业管理的角度发表意见，很容易造成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后果，令规划部门陷入被动局面。
实际上，这种部门间的博弈与掣肘是双向的。上位规划的部分要求，由于缺乏对实施条件的考量，往往令行业主管部门陷入被动执行却难以推动的困境。而行业主管部门由于缺乏规划层面的系统性思维，常常不假思索地落实直属领导的要求，化身通往规划蓝图的拦路虎。
在存量时代，民生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同部门间的条块分割，大大降低了治理能力。
部门间的分歧博弈，令合力难以形成，政府部门的力量内耗在话语权的争夺上，并将压力传导至规划技术人员。
站在政府部门的角度，每天杂事繁多，又要快速响应对时间要求极为紧迫的上层督察和部门博弈，将技术支撑的重任向下传递无可厚非。
站在技术部门的角度，政府下达的任务只是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且几乎不产生真实产值，自然无法将所有技术人员都放在快速响应上。
解决两者目标分歧的途径之一，是提前储备，通过在各领域的深度积累和滚动更新，能够实现面向常规问题的快速响应。但另一部分非常规问题，只能依靠应急式的加班。
在处室的第一个月，是应激的一月，走出了舒适圈，却少有时间思考。
破局之法，或许本不存在。
大势滚滚，无人能独善其身。
真正的改变不在于外界，而在于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