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风声鹤唳的日子里，安福嫂面对家庭一次又一次被围剿，儿孙接连或夭折或被杀，她心如刀割，但她的意志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夕，更大的打击突然降临。安福嫂的孙子康金道，在东吴村海边被杀害，身中六弹，年仅二十五岁。不到一个月，安福嫂的小儿子康全，在“东吴事件”后也被国民党抓获，活埋于莆田东岩山，年仅四十八岁。
一个月之内，安福嫂一个孙子和一个儿子接连牺牲。紧接着，悲痛欲绝的康梅也落入了敌人的魔爪。
1945年10月，国民党保安团团长胡季宽获悉张国强是康梅的儿子，立即率兵围捕。康梅落入胡季宽的魔掌，被关押在北高国民党的监狱中。
康梅被抓的消息传到东坑村时，安福嫂正在灶前添柴。她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把柴塞进灶膛。火苗舔着锅底，映着她苍老的脸。
这不是康梅第一次被抓。每一次，安福嫂都卖地、求人、磕头，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捞出来。但这一次不一样。敌人要的，不是赎金，是康梅的命——或者说，要康梅开口，供出闽中地下党剩下的所有人。
在监狱的四个多月里，敌人用尽了一切惨无人道的酷刑：灌辣椒水、电刑、火烙……把康梅折磨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彼时康梅已是年过半百之人，他忍住了巨大的屈辱与悲痛，矢口否认张国强是自己的儿子。他一个字都没有吐。
安福嫂为了营救儿子，多处借债，能卖的地早已卖光了。最后，她做了一个决定——卖掉康梅唯一的女儿康养治。那一年，康养治十六岁。
没有人知道，她把孙女的手交给人牙子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只知道那天晚上，她在灶前坐了一整夜，灶火亮了一整夜，她的眼睛却是干的。
安福嫂去了乡里，乡长不见她。她去了县里，保长关上了门。她跪在那些曾经收过她钱的人家门口，磕头磕到额头血肉模糊，没有人开门。这一次是死罪，没人敢沾。
消息传到了山上。苏华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和黄国璋、林汝楠开会。苏华说：“康梅不能死。”
他们想到了一个人。那个人不是共产党员，不是游击队员。他是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的前书记长，是中山中学的校长，是莆田城里最有名望的乡绅之一。他叫林剑华。
但苏华他们没有直接去找林剑华。他们找了另一个人——林文豪。林文豪是林剑华的儿子，也是闽中地下革命的同志。
那天夜里，林文豪走进了父亲的书房。林剑华正在灯下看书，抬起头，看见儿子的脸色，放下了书。
“出什么事了？”
“东坑村的康梅，被抓了。关在北高监狱，胡季宽亲自督审。”
林剑华的手微微一顿。康梅——他当然知道这个名字。1940年，正是他的一纸撤兵令，从顽军的火把下保住了康家的老宅。1943年，他因为放走林汝楠，被撤了书记长的职。那些年，他太清楚东坑村那座老宅里住着什么样的人家了。
“这一次，是死罪。”林文豪说，“胡季宽查出来张国强是康梅的儿子。一个月之内，康家走了一个儿子、一个弟弟。现在轮到康梅了。爹，康梅如果死了，那家人就真的家破人亡了。”
林剑华看着儿子，沉默了很久。他的手扶着桌沿，嘴唇动了动。
“文豪，”他的声音很轻，“你知不知道，如果我出面，万一救不出来，连你也会暴露？”
“我知道。”
就在这时，书房门口传来一个声音。
“爹，我支持文豪。”
林剑华猛然抬头。门口站着一个年轻女子，穿着福建协和大学的教员制服，梳着齐耳的短发，一双眼睛清澈而坚定。
是林兰英。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知道在门口站了多久。她的眼眶微微泛红，但声音很稳。
“文豪说的这家人，我们协大的学生都知道。”她说，“几个月前，协大的曾焕乾领着同学们在邵武打了一场官司，把一个欺辱学生的恶霸地主告倒了。那些学生里，有人就是从莆田沿海来的。他们说，东坑村有个安福嫂，带着全家加入了地下党，康家几代人前仆后继，听了让人落泪。”
林兰英往前走了一步。
“我在协大教书这些年，看见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本来可以安安稳稳读书，但他们偏要去游行、去贴标语、去坐牢。我以前不懂，后来慢慢懂了——不是他们不想过好日子，是这个国家不让他们过好日子。”
她的声音忽然有些哽咽。
“爹，那家人已经站出来三辈了。祖母、儿子、孙子，全搭进去了。咱们林家，难道连伸一把手的勇气都没有吗？”
书房里安静极了。窗外，莆田城的夜色浓得像墨。林剑华看着自己的女儿，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叹了口气，站起身，走到窗前。
“明天，我去一趟大牢。”
三天后，康梅被释放。没有人知道林剑华在牢里说了什么，找了谁，用了什么理由。只知道这个曾经的南昌《国民日报》总编辑、如今在莆田城里声望极高的前国民党莆田县党部书记长，亲自出面作保，把康梅从死牢里带了出来。
安福嫂站在大牢外面，头发全白了。她看着儿子一步一步走出来，没有哭。她只是走过去，扶住了他的胳膊。
“走，回家。灶上还热着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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