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学习阳明先生的《答欧阳崇一书》，在第三段中，欧阳崇一来信云，阳明曾说为学只是一件事，不能说为了培养良知就不去做为学之事，这是将其分为两件事。欧阳崇一问道，心有余而力不足是良知，宁可不做事也要培养良知也是良知，这两者为何是一件事？良知落实在具体的事情上也是分轻重缓急的，有时因为形势紧急或者筋疲力尽而无法做事，难道因此就不称之为致良知了吗？
阳明回答道，将为学之事和培养良知看做两件事是不正确的。君子之学只是“集义”这一件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因此君子之学就是“致良知”。然而世事纷纭，酬酢万变，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阳明指出，只有做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的事情才是致良知，而谋求力所不及之事不是致良知。如果一个人认为他宁愿不做事也要培养良知，那他就有功利之心，就会计较成败得失、爱憎取舍，就属于“义外”的自私用智，就会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最后，阳明以《大学》“恶恶臭，好好色”为例，说：“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简言之，做力所能及的为学之事，这不会让人感到形势紧急或者筋疲力尽，因为“致良知”就如同“恶恶臭，好好色”，只要意诚心正就不会将为学之事和培养良知看做两件事。反之，将两者分离来看、来做的人，要么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外做这两件事，要么就是在做学问的事情时虚伪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