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下旬,我作为随行记者,跟着四川乡村文化艺术院的诗人、作家、书画家们到汶川采风。在主办方安排的若干参观点位中,有一处漩口镇吊瓜基地产业示范园区。
相比此行参观的“5·12”汶川大地震震中遗址、大禹祭坛、“羌人谷”、水磨古镇,这个代表农业产业的吊瓜基地实在有点微不足道。即便从县域农业产业角度,有了头天参观的威州镇布瓦村甜樱桃种植基地,这片只有小小三十来亩的吊瓜地,也大概“允许”忽略,就像那两天里因为时间仓促而被临时取消的另外两三个参观点位一样。
没有错过,或许是艺术家们与汶川吊瓜的缘分。
20日下午,大巴车带着我们来到漩口镇集中村寿江左岸的吊瓜基地。
看到种植基地名牌,艺术家们你看我我看你,相互打听“吊瓜是个啥瓜?”又都摇摇头说“没见过,也没听过。”
“进去看看不就晓得了哇。”
下车后,等候在此的当地干部将拆开的纸袋递到我们面前。“来来来,吊瓜籽,大家尝尝。”我也挤过去抓了一把,果然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玩意,外形颇像南瓜籽,但没南瓜籽那么整齐,个头也要大些,差不多小指头大小。用牙磕,外壳比南瓜籽坚硬,嗑开后里面的籽仁也和南瓜籽仁有点像,但又有所不同——更饱满,咀嚼后略糯,也更香……很难准确描述是什么味道。说不上惊艳,但又都忍不住一颗一颗嗑下去。
嗑着吊瓜籽,我们走进了吊瓜种植基地。藤曼缠绕在两米来高的架子上,还未成熟的吊瓜垂悬下来,差不多有成年人拳头大,外形与南瓜相似,上面的斑纹又像西瓜。部分吊瓜已泛出暖黄色,据说成熟之后通体橘红,很是艳丽。我们吃的瓜籽,就是吊瓜成熟后剖开取出的籽。
“吊瓜本名‘栝楼子’,生长在海拔100到1800米气候温润的山谷密林和坡地灌木丛中。吊瓜籽营养丰富、质脆肉满,是休闲食品瓜子中的极品。这里种植的吊瓜是从浙江长兴引进的特色良种,该基地也是浙江对口帮扶引来的特色项目……”种植基地负责人介绍。
在我们听介绍的时候,诗人黄世海老师沿着种植区的步道径直往里走去,边走边在地上寻找什么。不一会儿他折了回来,原来捡了个成熟后掉在地上的吊瓜。
他走到基地负责人面前问,“掉在地上的怎么处理?”
“沤烂做肥料。”
黄老师又问,“这个剥出来的瓜籽种得活不?”
“应该种得活。”
见种植基地负责人答得含糊,他换个问法:“基地里的瓜藤,就是播的这个种子吗?”
这次对方实话实说,“是外地买的秧苗。”
“哦!明白了。”黄老师神情遗憾:“那这个籽我拿回去也多半种不活。”说着,他作状要把吊瓜扔回地里。
书画家何大治赶紧接过手,惊讶地问,“你不要了吗?”
黄老师摇摇头说,“不想要。”
“那我要哦?”何老拎着蒂儿,把吊挂提到眼跟前,爱怜地端详着红艳艳的斑纹。
黄老师盯着已经易手的吊瓜有些不舍,但还是下决心说:“你拿去吧!”
离开吊瓜基地后,大家还意犹未尽。“味道是不错,就是‘吊瓜’这名字太平庸了”有艺术家说,“我们这一行的诗人、作家这么多,给它起个名字怎么样?”
“叫‘大爱瓜’吧!这是抗震救灾、产业振兴的见证。”有人说。
“也可以叫‘感恩瓜’,体现汶川人民的感恩精神。”也有人说。
车上,你一言我一语,文思泉涌“点子”频出。
我说,“吊瓜基地一年只能产一百多斤瓜籽,恐怕撑不起一个独立的品牌名称。”当我说出这话后,顿时有些后悔——我这个毫无艺术细胞的毛头小伙,在一众前辈艺术家们面前大放厥词,恐怕煞了风景。然而,大家似乎也不跟我这个晚辈计较,又转头讨论如何扩大种植规模,如何将吊瓜和文旅产业结合起来发展,兴致仍然。
晚上,我们住在漩口镇的云里雾里樱花里民宿。初冬的高原,入夜已是寒气逼人。晚饭后,我和几位诗人、作家围坐在火炉边烤火,民宿老板贴心的送来红薯、土豆让我们烤着吃。虽然大家都“酒足饭饱”,但斯时斯景,谁拒绝得了这一口现烤的红薯?掰开滚烫的红薯,丝丝甜香伴着热气扑鼻而来。不知怎的,我们又聊起吊瓜籽,诗人董洪良白天没有吃上,很好奇到底它是啥味儿。我在努力描述,董老师却越听越糊涂。这就是“味道”,若非亲自尝过,任何语言都如隔靴搔痒
诗人希贤从羽绒服衣兜里拿出来四颗吊瓜籽依次排开:“吃嘛。”
“哟嚯!希贤老师还有存货。”我笑,我们可早就消灭干净了。
她说,“特地留了几颗,带回去给孩子们尝尝。”
在我们极力劝说下,她又捡回两颗重新放进兜里。是的,好东西都尝尝,多好呀!
这次采风已快过去一个月了,记忆逐渐洇散。但寿江边关于吊瓜的细节仍然记忆犹新。关于汶川吊瓜,我其实还想问一问诗人希贤,她的孩子后来尝到了她带回去的那颗吊瓜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