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平六年（189 年），董卓率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自此开启了一段令人发指的残暴统治。其暴行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权力欲望、性格缺陷、政治环境等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而他之所以能进入洛阳，也与当时的一些过失紧密相关。
董卓能进入洛阳，何进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汉灵帝去世，少帝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何进作为大将军辅政。何进与宦官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为了彻底铲除宦官势力，何进采纳了袁绍的建议，召集四方猛将豪杰率兵入京，以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董卓便在应召之列。何进此举无疑是引狼入室，他低估了董卓的野心和实力。董卓本就野心勃勃，一直渴望在政治舞台上谋取更大的权力，此次受召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机会。他迅速率领西凉精锐部队向洛阳进发，还未到达，何进却已被宦官所杀，但这并未影响董卓入京的决心。
权力欲望的极度膨胀是董卓暴行的重要内因。董卓出身陇西豪族，早年凭借军功在西北边陲崭露头角，长期处于权力边缘的他，对权力有着近乎疯狂的渴望。入洛阳后，他掌控了东汉朝廷的核心权力，这种突然获得的巨大权力让他迷失了自我。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他不惜采用极端残暴的手段。他深知，只有通过恐怖统治，才能让满朝文武和洛阳百姓对他产生畏惧，从而不敢反抗他的统治。于是，他肆意杀戮大臣，如袁隗、伍琼等，不论忠奸，只要稍有违逆，便遭灭族之祸，以此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董卓残暴的性格特质也是导致其暴行的关键因素。他生性残忍好杀，在西北从军时，就常以残暴手段对待敌人和平民。入主洛阳后，这种性格更加肆无忌惮地展现出来。他视人命如草芥，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快感，随意屠杀百姓。据史书记载，他曾“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将洛阳城搅得鸡犬不宁。这种残暴的性格使得他在统治过程中，完全不顾及百姓的死活和社会的稳定，只图一时的痛快和利益。
当时的政治环境也为董卓的暴行提供了土壤。东汉末年，朝廷腐败，政治黑暗，各方势力争权夺利，社会秩序混乱。董卓入洛阳时，朝廷内部矛盾重重，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刚刚结束，朝廷元气大伤。董卓趁机而入，利用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迅速掌控了局势。然而，他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稳定政治局势，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他废立皇帝，破坏了传统的政治秩序，使得朝廷上下人心惶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不得不依靠暴力手段来压制各方反对势力。
董卓在洛阳的暴行是权力欲望、性格缺陷和政治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何进引外兵入京的决策失误，为董卓进入洛阳提供了契机。董卓的残暴统治不仅给洛阳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他的行为成为了历史上的反面教材，警示着后人权力的滥用和残暴的统治必将遭到人民的反抗和历史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