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堆上的星空
高三开学那天，何小禾在校门口看到了一个让她浑身发冷的身影。
沈越站在老槐树下，穿着一件白色T恤，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他比以前瘦了一些，下巴的线条更分明了，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青色，像是没睡好。他看到何小禾走过来，往前迈了一步，又停住了。
何小禾从他身边走过，没有看他。
“何小禾。”他喊她的名字。
她没有停。
“这个给你。”他把信封递过来，声音有些哑，“我……我想了很久，有些话还是想跟你说清楚。”
何小禾停下来，看着那个信封。白色的，没有写名字，折得很整齐。她知道那里面装着什么——不是情书，就是解释。但无论是什么，她都不想看。
“不用了，”她说，“你去找苏晚吧。”
她走了。走进校门，走上三楼，走进教室。她坐下来，把课本打开，假装在看第一页，但那一页她看了十分钟，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沈越没有追上来。
那封信她没有要，但那天晚上，她失眠了。她躺在宿舍的床上，听着室友们均匀的呼吸声，脑子里全是沈越站在老槐树下的样子。她想，如果她当时接了那封信，里面会写什么？会不会写“对不起”？会不会写“其实我喜欢的人是你”？会不会写“我跟苏晚在一起是为了让你吃醋”？
她摇摇头，把这些念头甩出去。不可能。沈越不是那样的人。他选择苏晚，一定有他的理由。而那个理由不管是什么，都跟她何小禾没有关系。
第二天，她在课桌里发现了一封信。
不知道沈越什么时候放进来的。她盯着那个信封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打开了。
信很短，只有三行字：
“何小禾，对不起。那段时间我脑子不清楚，做了很多让你难过的事。你和苏晚之间，我选错了。我不求你原谅我，只希望你知道，你是我见过最好的人。高考加油。——沈越”
何小禾把信折好，夹进了日记本里。
她没有回信。但她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沈越，你也加油。
然后她把日记本合上，翻开数学课本，开始做题。
她的心还是疼的，但那种疼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尖锐了。它变成了一种钝钝的、闷闷的疼，像是一块淤青，按一下就疼一下，不按就没事。她学会了不去按它。
二
高三的课程比高二紧了一倍。
每天早上六点早自习，晚上十点下晚自习，一天十六个小时泡在教室里。何小禾的作息比这更狠——五点半起床，十一点半睡觉，中间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几乎不离开座位。
但问题很快暴露出来了。
镇中的师资太差了。高二的时候还好，大部分知识点还能靠自学补上。到了高三，需要老师系统性地梳理知识框架、讲解解题技巧的时候，老师的短板就变得格外明显。
化学老师姓王，五十多岁，说话带着浓重的望江方言。他讲的“氧化还原反应”，何小禾听了三遍都没听懂，因为“氧化”两个字他念成了“痒化”，“还原”念成了“还（huán）原”还带一个拖长的尾音。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是本地人，能听懂七八成，但何小禾从小就被大姨骂“耳朵长在脚后跟上”，她的听力确实不如别人。
她去找王老师问题，王老师用方言讲了一遍，她没听懂。王老师又用带方言的普通话讲了一遍，她还是没听懂。王老师的脸色不太好看了：“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笨？这个知识点我讲了不下十遍了，你耳朵是不是有问题？”
何小禾低着头，说了声“对不起”，拿着本子走了。
她没有再去找王老师。她去县城买了三本化学教辅，自己啃。一道题看不懂，就抄下来，抄三遍，抄五遍，抄到能背下来为止。实在看不懂的，就死记硬背答案，把解题步骤背下来，考试的时候照葫芦画瓢。
这个方法笨，但有效。第一次月考，她的化学考了六十八分。第二次，七十三分。第三次，七十八分。虽然不算高，但至少不是拖后腿的科目了。
比化学更让她头疼的是生物。
生物老师姓林，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二十四岁，扎着马尾辫，说话声音很小，站在讲台上像一棵风中的小树苗，随时会被吹倒。她是师范毕业的，被分配到镇中教高三，自己都还没摸清楚高考考什么，就要带着学生冲刺了。
林老师人很好，温柔、耐心、从不发脾气。但她真的不会教。她照着课本念，念完一章就让学生做题，做完题就讲答案，讲完答案就念下一章。她不知道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难点，哪些是高频考点，哪些是冷门知识点。她就像一个刚学会开车的人被丢上了高速公路，自己都慌得不行，更别说带别人了。
何小禾的生物成绩一直在及格线上下徘徊。她去买了很多生物教辅，但生物和化学不一样，生物需要理解的知识点太多、太杂，光靠死记硬背根本不够。她需要一个能帮她梳理知识体系的人，但镇中没有这样的人。
有一次月考，她的生物考了五十一分，全班倒数第六。刘老师找她谈话，问她是不是状态不好。她说不是状态不好，是学不会。刘老师沉默了很久，说：“何小禾，你是我带过最努力的学生。但有些事，不是光靠努力就能解决的。”
何小禾知道刘老师说的是什么——镇中的天花板太低了。她再怎么努力，也只能在这个低矮的天花板下蹦跶，永远够不到县一中、县二中那些学生的起跑线。
那天晚上，她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我要自学。把生物课本从头到尾抄一遍。
她真的这么做了。
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高中三年的生物课本从头到尾抄了一遍，边抄边画思维导图，把每一个知识点都串起来。抄完的那天晚上，她的手酸得握不住笔，但她看着那一摞厚厚的笔记本，忽然觉得生物好像没那么难了。
第三次月考，她的生物考了六十七分。虽然还是不高，但比之前进步了十六分。林老师在班上表扬了她：“何小禾同学的进步很大，大家要向她学习。”
何小禾低下头，眼眶有些热。她知道自己的进步不是林老师的功劳，但她不怪林老师。林老师也是个可怜人，被分配到这个没人愿意来的学校，拿着微薄的工资，教着一群基础很差的学生。她们都是被命运丢在角落里的人，谁也不比谁容易。
三
十月的一个晚上，何小禾在教室自习到十点半，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
她收拾好东西往外走，走廊上的灯已经关了，只有楼梯口的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在水泥地面上，像一摊快要干涸的水。她走到二楼拐角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
她回头看了一眼，是教体育的方老师。
方老师三十多岁，个子不高，有点胖，脸上的肉松松垮垮的，眼睛总是眯成一条缝，看人的时候让人觉得不太舒服。何小禾跟他没什么交集，只在体育课上见过几次。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他，她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提醒她——离这个人远一点。
“何小禾，这么晚才走？”方老师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带着一种黏糊糊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温柔。
“嗯，刚做完题。”何小禾加快了脚步。
“我正好也要去宿舍那边，一起走吧。”方老师跟了上来，走在她旁边。
何小禾没有说话，把步子迈得更大了。但方老师人高腿长，不紧不慢地跟着她，始终保持着半步的距离。
“何小禾，你成绩是不是很好？”方老师问。
“还行。”
“我听刘老师说过你，说你很努力。你们农村出来的孩子就是能吃苦，不像城里那些娇生惯养的——”
方老师的手忽然搭上了她的肩膀。
何小禾浑身一僵，像被电击了一样。那只手又厚又热，搭在她肩膀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她下意识地往旁边闪了一下，但方老师的手没有拿开，反而顺着她的肩膀往下滑，碰到了她的胳膊。
“方老师，我先走了。”何小禾几乎是跑着下楼的，三步并作两步，差点踩空。
“慢点跑，别摔了。”方老师的声音从上面飘下来，依然是那种黏糊糊的、让人恶心的温柔。
何小禾跑回宿舍，把门关上，靠着门板大口大口地喘气。她的心脏跳得很快，快到像是要从胸腔里蹦出来。她的肩膀还在发烫，那只手的触感像虫子一样趴在她的皮肤上，怎么甩都甩不掉。
“你怎么了？”室友陈敏从上铺探出头来。
“没……没事，跑太快了，有点喘。”
何小禾爬上床，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她闭着眼睛，但脑子里全是方老师那张脸——眯着的眼睛，松松垮垮的肉，还有那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笑。
她想告诉刘老师，但她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没有任何证据，方老师只是搭了一下她的肩膀，没有做更过分的事。如果她去告状，方老师可以说“我只是关心学生，看她一个人走夜路不放心”。到时候所有人都会觉得是她想多了，是她“太敏感”，是她在“冤枉好人”。
她想到了张磊。初二那年，张磊造她的黄谣，她去告诉郑老师，郑老师问她“有证据吗”。那件事她记了三年，记到现在。她不会让同样的事再发生一次。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但从那天起，她再也不在十点以后离开教室。每天晚自习结束，她总是第一个收拾东西走的人，而且不走二楼楼梯，改走东边的侧楼梯，绕一大圈回宿舍。
方老师后来又“偶遇”了她几次。有一次在教学楼后面，有一次在食堂门口。每次他都会走过来，跟她说几句话，然后找个机会碰她一下——拍一下肩膀，捏一下胳膊，甚至有一次“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腰。
何小禾每次都躲开了，但她躲得越来越熟练，也越来越麻木。她知道这个学校里没有人能保护她。刘老师是个好老师，但他是男的，这种事情他说不清楚。校长只会息事宁人，说不定还会怪她“穿得太招摇”——虽然她穿的校服洗得发白，比任何人都朴素。
她只能靠自己。
十一月的某个晚上，何小禾从县城买教辅回来，在汽车站等车的时候，看到方老师也在等车。她想换一个站台，但方老师已经看到她了。
“何小禾，又去县城买书了？”方老师走过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瓶白酒和一些下酒菜。
“嗯。”何小禾往旁边挪了两步。
“你一个人去县城？你爸妈放心？”方老师凑近了一些，何小禾闻到了他身上的酒味，不是很浓，但足以让她恶心。
“方老师，车来了，我先走了。”正好有一辆中巴车进站，何小禾不等方老师说话，快步跑上了车。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透过车窗看到方老师站在站台上，眯着眼睛看着她，嘴角挂着一丝笑。那个笑容让她浑身发冷，冷到了骨头里。
车开了。何小禾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她想起小时候大姨打她，她不敢哭。想起初中时张磊造她的谣，她不敢反驳。想起沈越选择了苏晚，她不敢争取。想起方老师摸她的肩膀，她不敢声张。
她这辈子好像一直在逃。从大姨的篾条下逃，从张磊的谣言里逃，从方老师的手掌中逃。她逃了这么多年，以为自己长大了就能安全了，但这个世界告诉她——你永远都不安全，因为你是个女孩，因为你来自农村，因为你没有人为你撑腰。
那天晚上，她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我要离开这里。越远越好。
四
方老师的事还没有解决，新的麻烦又来了。
高二的时候，班里有几个男生就开始对何小禾指指点点了。那时候她成绩好，年级第一的光环罩着她，大部分人只敢在背后说，不敢当面来。到了高三，她的成绩从年级第一掉到了年级前十，光环淡了，那些人的嘴就闲不住了。
带头的是一个叫张伟的男生，长得尖嘴猴腮，成绩倒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传纸条、说闲话，把全班搅得鸡飞狗跳。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有一天课间，何小禾在走廊上背书，张伟从她身边走过，故意撞了她一下，把她手里的书撞掉了。
“对不起啊何小禾，没看到你。”张伟笑嘻嘻地说，那语气里没有一丝歉意。
何小禾弯腰捡起书，没有说话。
“何小禾，你是不是跟县一中的那个沈越搞过对象？”张伟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走廊上的几个人听到。
何小禾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捡书。
“我听说沈越现在跟苏晚在一起了，你是不是被甩了？”张伟凑过来，压低声音，但那声音还是能让旁边的人听到，“要不要我安慰安慰你？”
何小禾站起来，看着张伟的眼睛。她的眼神很冷，冷得张伟的笑容僵了一下。
“滚。”她说。
张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哟，脾气还挺大。我说错了吗？你不是被甩了吗？你敢说你没有喜欢过沈越？”
何小禾没有回答，转身走进了教室。
但从那天起，张伟像是找到了一个新玩具，每天都要拿何小禾和沈越的事来消遣。他给何小禾起了个外号叫“被甩的”，上课的时候在后面喊“被甩的，这道题你会不会做？”下课的时候在走廊上喊“被甩的，你的沈越来了！”
有人跟着笑，有人觉得无聊，但没有人制止。
何小禾学会了当他不存在。张伟喊“被甩的”，她不回头。张伟说难听的话，她当耳旁风。她知道这种人就是这样，你越理他，他越来劲。你不理他，他觉得没意思，就不说了。
但张伟不是那种觉得没意思就不说了的人。
他开始编造更离谱的谣言。他说何小禾在县一中“不止跟沈越一个人好过”，说她“跟好几个男生都有关系”，说她“早就不是处女了”。这些话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他亲眼看到过一样。
何小禾不知道这些谣言传了多远。她只知道，有一天她去食堂打饭，前面排队的两个女生看到她，交头接耳了几句，然后一起笑了。那种笑声她太熟悉了——初中三年，她听了无数次。
她端着饭盒走到角落里坐下，一口一口地吃饭。饭菜是什么味道，她吃不出来。她只是机械地嚼、咽、嚼、咽，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吃完饭后，她走到操场的角落里，蹲下来，把脸埋在膝盖里。
她没有哭。她只是觉得累。累到不想说话，不想动，不想思考。她甚至不想恨张伟了，因为恨一个人也需要力气，而她已经没有力气了。
陈敏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她身后。
“何小禾，”陈敏蹲下来，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你别理张伟那个傻逼。他就是个垃圾，谁被他盯上谁倒霉。”
何小禾抬起头，看着陈敏。陈敏的脸在阳光下显得很真诚，眼睛里没有嘲弄，没有打量，只有一种朴素的、不掺杂质的关切。
“你不信那些话？”何小禾问。
“信个屁，”陈敏说，“我跟你住一个宿舍两年多了，你每天晚上在被窝里看书看到十二点，周末也不出去玩，你要是能谈恋爱，那母猪都能上树了。”
何小禾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是她这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笑。
“谢谢你，陈敏。”
“谢什么谢，”陈敏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走，回去上自习。你还有数学卷子没做呢，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何小禾站起来，跟陈敏一起走回教室。阳光照在她们身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交叠在一起，像一棵树长出了两根枝丫。
那天晚上，何小禾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陈敏是我最好的朋友。一辈子都是。
五
除了陈敏，还有一个人对何小禾好。
他叫李国栋。
李国栋也是镇中的学生，跟何小禾同年级不同班。他个子不高，大概一米六五左右，皮肤黑得发亮，脸上长满了青春痘，鼻子塌塌的，眼睛小得像两颗绿豆。他的校服永远皱巴巴的，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子上有一块洗不掉的墨水渍。
他是那种走在路上不会有人多看一眼的人。
何小禾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食堂。那天她打了一份最便宜的素菜，端着饭盒找座位，看到角落里有一个空位，就坐了过去。对面坐着的就是李国栋，面前摆着一碗白米饭和一碗免费的紫菜蛋花汤，连菜都没有。
何小禾看了他一眼，他低着头扒饭，吃得很急，好像怕被人抢走似的。
后来她发现，李国栋每顿饭都是这样——一碗白米饭，一碗免费汤，有时候加一个馒头，从来没有打过菜。他的书包破了好几个洞，用透明胶带粘着。他的鞋子是那种十几块钱的胶鞋，鞋底磨平了也不换。
何小禾知道那种日子。她过过。
有一天，李国栋忽然出现在她教室门口，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
“何小禾，这个给你。”他把塑料袋递过来，脸涨得通红，青春痘显得更明显了。
何小禾打开一看，是一袋面包，那种超市里最便宜的老式面包，两块钱一袋。
“我不要，你留着自己吃。”何小禾把袋子推回去。
“我吃过了，”李国栋说，“这是给你的。你每天学习那么晚，肯定饿。”
他说完就跑了，跑得很快，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何小禾拿着那袋面包，站在那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她知道李国栋自己都舍不得吃菜，却花两块钱给她买面包。这两块钱对他来说，可能是两顿饭的菜钱。
她没有吃那袋面包。她把面包放在课桌里，放了三天，最后在周末回家的时候带给了妹妹小苗。
从那以后，李国栋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在她教室门口，有时候带一个馒头，有时候带一袋豆浆，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是站在门口看她一眼，然后走了。
陈敏看出了端倪，压低声音跟何小禾说：“那个李国栋是不是喜欢你？”
“别瞎说，”何小禾说，“他可能就是……人好。”
“人好？”陈敏翻了个白眼，“他看你的眼神都快把你看穿了，还‘人好’？你是不是瞎？”
何小禾没说话。她不是瞎，她是不想承认。她不想承认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男生喜欢她，而且这个男生又丑、又穷、又差，跟她心里的那个人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与此同时，她又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嫌弃李国栋。她跟李国栋是一样的——都是农村来的，家里都穷，成绩都不拔尖，长相都普通，都是那种扔进人群里就找不着的人。沈越看不上她，她又凭什么看不上李国栋？
这个念头让她很难受。不是因为李国栋不好，而是因为她从这个念头里看到了自己最丑陋的一面——原来她也是一个会嫌贫爱富、以貌取人的人。她跟那些嘲笑她的人，有什么区别？
李国栋第一次跟她表白，是在冬天的一个傍晚。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安庆很少下这么大的雪，整个校园变成了白色。何小禾从教室出来，看到李国栋站在雪地里，没有打伞，头发上落满了雪花，像一个雪人。
“何小禾，”他的声音在发抖，不知道是冷的还是紧张的，“我……我有话跟你说。”
何小禾站在走廊上，没有走出去。
“我喜欢你，”李国栋说，“从高一就开始喜欢了。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你成绩好，人也好，我什么都没有。但我就是想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喜欢你，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他都会喜欢你。”
何小禾站在那里，看着雪地里的李国栋。他的脸冻得发紫，嘴唇在发抖，但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星星。
她的鼻子酸了一下。
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心疼。她心疼李国栋——这个穷得连菜都吃不起的男孩，花了多大的勇气，才敢站在雪地里跟她说这些话？她拒绝他，会不会毁掉他仅有的一点自尊？
但她不能因为心疼就答应。感情不是施舍。
“李国栋，”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柔一些，“谢谢你喜欢我。但是……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不想谈恋爱。你也要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以后会遇到更好的人。”
李国栋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笑了。那笑容很苦，像喝了一口中药之后的苦笑。
“我知道了，”他说，“对不起，打扰你了。”
他转身走了，消失在雪幕里。他的背影很小，小得快要被白色吞没。何小禾看着那个背影，忽然很想哭。不是为自己哭，是为李国栋哭，为所有像他们一样卑微地喜欢着一个人、却注定得不到回应的人哭。
那天晚上，她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李国栋，对不起。你会遇到比我好一万倍的人。
六
家里的状况也一直没有消停过。
高三上学期，爸爸何德茂在砖瓦厂又摔了一次。这次摔得比上次严重，右腿骨折，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妈妈一个人撑不起这个家，妹妹小苗才上初一，正是花钱的时候。
何小禾每个月的生活费从三百降到了两百。她不敢跟妈妈说不够，因为家里确实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她开始更精打细算——早饭一个馒头五毛钱，午饭一份素菜加米饭两块五，晚饭一个馒头加免费汤五毛钱。一天三块五，一个月一百零五块，剩下的钱用来买教辅。
她瘦了很多。本来就不胖，现在更是瘦得像一根竹竿，校服穿在身上空空荡荡的，风一吹就贴在身上，显出肋骨的形状。
陈敏看不下去了，每次吃饭都要分一半菜给她。何小禾不要，陈敏就骂她：“你是不是想把自己饿死？你饿死了谁替你考大学？”何小禾拗不过她，只好吃了，吃完偷偷在她的书包里塞几块钱。
大姨周兰芝也没闲着。
她听说何德茂摔了腿，专门来了一趟。不是来看望的，是来要钱的——她说外婆生病了，需要钱看病，让何德茂出一半。何德茂躺在病床上，腿还打着石膏，连话都说不利索，周兰芝就站在床边，叉着腰，声音大得整层楼都能听到。
“德茂，你别跟我说没钱。你两个丫头，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你有钱供她们读书，没钱给妈看病？你是不是人？”
周兰香在旁边哭，说德茂的腿还没好，厂里的工资也停了，家里真的拿不出钱。周兰芝不听，说三天之内必须拿两千块出来，不然她就去砖瓦厂闹，让何德茂连工作都保不住。
何小禾周末回家，看到妈妈眼睛肿得像桃子，爸爸躺在床上，一句话不说。她问清楚了事情，然后一个人去了大姨家。
她站在大姨家门口，敲了门。
周兰芝开门，看到是她，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不屑：“哟，这不是我们家的高材生吗？怎么，来给你爸妈当说客了？”
“大姨，”何小禾的声音很平静，“我爸的腿摔断了，厂里的工资也停了，家里真的拿不出两千块。外婆生病，我们也很心疼。一千块，最多一千块。多的没有，你就算把我们家的锅砸了，也拿不出来。”
周兰芝的眼睛瞪圆了：“你一个小丫头片子，敢跟我讨价还价？”
“我不是讨价还价，”何小禾说，“我是跟你说事实。大姨，你也是做女儿的，外婆生病，你心疼，我们也心疼。但你不能因为自己心疼，就把别人往死里逼。”
周兰芝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到何小禾的眼神，又咽了回去。那眼神太冷了，冷得不像一个十七岁女孩应该有的。
“一千块就一千块，”周兰芝嘀咕了一句，“三天之内送到我手上。”
何小禾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她不知道这一千块从哪里来。她只知道，她不能让大姨去砖瓦厂闹，不能让爸爸丢了工作。那是这个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她去找了刘老师。
刘老师借了她一千块钱，没有问原因，只说了一句：“何小禾，你别因为这些事分心，好好准备高考。”
何小禾鞠了一个躬，说：“谢谢刘老师，我一定还。”
她把钱送到大姨手上，周兰芝数了数，冷哼一声：“算你们识相。”
何小禾没有说话。她在心里对自己说：等高考结束，等我去上海，等我赚了钱，我再也不会让你从我家里拿走一分钱。
永远不会。
七
高考前一个月，何小禾开始失眠。
不是那种偶尔翻来覆去睡不着，而是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看着上铺的床板，脑子里一团乱麻。她想化学的方程式，想生物的细胞分裂，想数学的导数大题，想英语的语法填空。她想这些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你还不够好，你还差得远，你会考砸的。
她知道这是焦虑。但她控制不了。
她去找刘老师，刘老师给她倒了杯水，说：“何小禾，你是我带过最好的学生。你不需要考第一，你只需要正常发挥，就能上本科。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何小禾点点头，但心里知道，正常发挥这四个字，对她来说有多难。
中考那年，大姨一句话就把她毁了。高考呢？又会发生什么？她不知道，但她控制不住地去想。
高考前一周，学校放假了，让学生回家调整状态。何小禾没有回家，她怕大姨又来捣乱。她住在宿舍里，跟陈敏一起复习。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做题、背书、互相提问，像两台上了发条的机器，不停地转。
高考前两天，何小禾和陈敏一起去县城看考场。
考场设在望江县第一中学，离镇上有四十多分钟的车程。她们看完考场，去找住的地方。县城里的宾馆早就被订光了，她们问了一家又一家，全都是“客满”。
“怎么办？”陈敏急了，“明天就考试了，我们从镇上过来要四十多分钟，万一堵车怎么办？”
何小禾没有说话。她一家一家地问，从县一中门口开始，沿着马路一直走，走了两个多小时，问了二十多家旅馆、招待所、甚至洗浴中心，全部客满。
天快黑了。陈敏说：“要不我们回镇上吧，明天早点起来。”
何小禾摇了摇头。她知道明天早上的路况——高考第一天，送考的车会堵满整条路，从华阳镇到县城，平时四十分钟的路，高考那天可能要一个半小时。她不能冒这个险。
她在路边蹲下来，抱着膝盖，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那些人都跟她无关，他们有住的地方，有父母陪着，有车接车送。而她什么都没有。
她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垃圾房上。
那是一个砖砌的小房子，就在县一中后面的巷子里，是附近居民倒垃圾的地方。垃圾房旁边有一小片空地，用一块破旧的塑料布搭了个简易的棚子，大概是为了防止垃圾被雨淋湿。棚子下面堆着一些废纸箱和塑料瓶，地上有一层厚厚的灰。
何小禾站起来，走过去，把那些废纸箱挪开，腾出一小块空地。她脱下校服外套铺在地上，试了试，勉强能躺下。
“你疯了？”陈敏跑过来，“你要睡在这里？这是垃圾房！”
“没事，”何小禾说，“就两个晚上。”
“不行！你不能睡这里！”陈敏的眼眶红了，“你跟我走，我们去我亲戚家——”
“你哪有亲戚在县城？”何小禾看着她。
陈敏沉默了。她也没有亲戚在县城。她们都是农村来的孩子，在县城里举目无亲。
那天晚上，何小禾睡在了垃圾房旁边的棚子下面。
六月的安庆热得像蒸笼，垃圾房里散发出一阵阵酸臭的味道，蚊虫多得吓人，在她耳边嗡嗡地叫。她把自己的校服蒙在头上，只露出鼻子和嘴巴，蜷缩在那块硬邦邦的水泥地上，一动不敢动。
她睡不着。不是不想睡，是根本没办法睡。地上的热气往上蒸，垃圾的臭味往鼻子里钻，蚊子咬得她满身是包，水泥地硌得她骨头疼。
她睁着眼睛，看着头顶那片被塑料布遮住的天空。塑料布破了一个洞，从那个洞里能看到几颗星星，稀稀拉拉的，像被人随手撒在黑布上的几粒米。
她想起了七岁那年的冬天，她蹲在灶台后面烧火，大姨的篾条抽在她背上。她想起了十岁那年的洪水，她趴在屋顶上，看着整个村庄变成汪洋。她想起了初二那年被全宿舍孤立，一个人在操场上哭到天亮。她想起了沈越站在老槐树下，跟她说“我跟苏晚在一起了”。
她想了很多很多，想到最后，什么都不想了。她只是看着那几颗星星，在心里对自己说：何小禾，熬过这两天，你就自由了。
但她没有熬过去。
第二天早上，她被热醒了——不对，不是热醒的，是烧醒的。
她的额头烫得像烙铁，浑身发软，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陈敏来的时候，看到她躺在地上，嘴唇干裂出血，脸色惨白得像一张纸，吓得尖叫起来。
“何小禾！何小禾你醒醒！”
何小禾睁开眼睛，看到陈敏的脸在眼前晃，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水。
“几点了？”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
“快八点了！第一场考试九点开始！你怎么了？你发烧了？”
何小禾挣扎着站起来，刚站到一半，眼前一黑，又倒了下去。
陈敏把她扶起来，摸了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她想带何小禾去医院，但何小禾摇头：“不行，来不及了……我要去考试……”
陈敏扶着她走到县一中门口，何小禾已经走不动了，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眼前一阵阵发黑。她靠在县一中的围墙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汗水从额头滚下来，滴在地上。
“何小禾，你别考了，你这样子怎么考？”陈敏快哭了。
“我没事……”何小禾推开陈敏的手，往考场走去。
她走进了考场，坐在座位上，把准考证和身份证摆在桌角。试卷发下来的时候，她的视线已经开始模糊了。她用力眨了眨眼睛，想看清第一道题，但那些字像蚂蚁一样在纸上爬，她怎么都抓不住。
她拿起笔，在答题卡上写名字的时候，手抖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工整。何——小——禾，三个字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写的。
第一道选择题，她看了三遍，不知道题目在说什么。她的脑子里像有一团浆糊，所有的知识点都搅在一起，分不清东南西北。
她听到监考老师说“考试开始，请考生开始答题”，然后听到周围响起了唰唰的写字声。那些声音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把她淹没。
她握着笔，手在发抖，全身在发抖。她想写，但她的大脑已经不听使唤了。高温、中暑、脱水、一夜没睡——她的身体在崩溃的边缘，而她的意志力已经拉不住它了。
她趴在桌上，闭上了眼睛。
就休息一下，她对自己说。就一下。
等她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监考老师正站在她面前，手里拿着她的答题卡。
“考生，考试时间到了。”
何小禾低头一看，答题卡上只写了名字，选择题一个都没涂。
语文，零分。
她从考场里走出来，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睛。陈敏在外面等她，看到她出来，脸上的表情从期待变成了惊恐。
“何小禾，你怎么了？”
何小禾没有回答。她靠着墙，慢慢滑下去，蹲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
她没有哭。她哭不出来了。
她只是想，七岁那年灶台后面的火，十岁那年屋顶上的洪水，十四岁那年操场上的眼泪，十七岁那年垃圾房上方的星星——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忍耐，都在这一刻，化为乌有。
语文零分。后面的几科，她考得再好，也不可能过本科线了。
她知道，她完了。
八
高考结束后，何小禾在宿舍里躺了三天。
不吃不喝，不说话，不动。就像一具还有呼吸的尸体。陈敏给她打饭回来，放在床头，她不吃。陈敏给她倒水，放在桌上，她不喝。
第四天，刘老师来了。
他站在何小禾的床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何小禾，你想复读吗？”
何小禾没有回答。
“学校可以给你免学费，”刘老师说，“你是我带过最好的学生，我不甘心你就这么算了。”
何小禾慢慢坐起来，看着刘老师。他的眼镜片后面有一层薄薄的水雾，不知道是眼镜起雾了，还是别的什么。
“刘老师，”她说，“我不复读了。”
“为什么？”
何小禾没有回答。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不能告诉刘老师，她没有钱复读。她不能告诉他，爸爸的腿还没好，妹妹还在上学，家里已经供不起她了。她不能告诉他，大姨会笑死，张伟会高兴死，方老师会在背后说“我早就知道她不行”。她不能告诉他，她已经没有力气了，没有力气再来一次，没有力气再经历一遍这三年的一切。
她只是说：“我想去上海。”
“你高考都没考好，怎么去上海？”刘老师急了。
“我不知道，”何小禾说，“但我一定会去。”
刘老师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何小禾，你是我教过最好的学生。不管你以后做什么，我都相信你会成功。”
门关上了。
何小禾坐在床上，看着窗外。六月的阳光很烈，把宿舍的地面照得发白。远处传来蝉鸣声，一声接一声，像在喊热，又像在喊疼。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瘦得像鸡爪，指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手指上有常年握笔磨出的茧。
她想起这双手做过的事——烧火、洗衣、做饭、绣花、抄课本、做题、擦眼泪、挡在妹妹身前、推开方老师的手、接过李国栋的面包、把钱递给大姨、在垃圾房的水泥地上撑了一夜。
这双手做过很多事。但它没有做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握住那支笔，写下那个答案。
何小禾把手攥成拳头，攥得很紧，指甲掐进了掌心里。
她没有哭。她跟自己说，不许哭。
窗外的蝉还在叫。远处的长江还在流。
而她的人生，还没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