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信公众号”、“简书”、“今日头条”上发了两三篇《诗经》的读书笔记，意外收到不错的反响。因为《诗经》，我的“微信公众号”里净增二十个左右的关注者。
二十个关注者，对于一个大号来说，实不足道。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小号来说，却是弥足珍贵。
一位朋友评论说：我解读的《诗经》是真正的《诗经》。实在不敢当，但 内心仍然会感动。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本以为，我们正急不可耐地迈向后现代，后工业时代，《诗经》已被我们遗忘，没想到，我这几篇浅陋至极的《诗经》笔记，竟会收到这样的支持。这让我明白，《诗经》并没有因两千年的岁月风雨侵蚀得黯淡无光。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它仍然大放异彩！
最早接触《诗经》，是一九七九至一九八零年，我上高中。那时，我接触到一本早已忘了书名的书，那本书，属于教辅读物。虽然是教辅书，但有文化普及的价值，绝没有今天的教辅读物那样的急功近利，那样的唯考试之命是从。
那本书里，选了若干篇首古诗文，并翻译成现代白话文。我记得选录了几篇《诗经》上的诗，采用的是郭沫若以及余时英的白话译诗。
我不大喜欢读郭沫若的白话诗，像《凤凰涅槃》，实在难以卒读。但喜欢他的《诗经》白话译诗。对余时英翻译的诗，也同样喜欢。
感谢那本忘了名字的教辅书，感谢它向我推介了郭沫若和余时英这两位《诗经》研究领域里的大师。正是这本书，成了我阅读《诗经》的最初的向导。
一九八一年，我在沔阳师范读书，在图书室里借了一本《毛诗正义》，这是我第一次通读《诗经》三百首。
《毛诗正义》是竖排版，繁体字。对于一个师范生来说，读起来有诸多不便。我借着《现代汉语词典》、《古今字字典》等工具书，把 《诗经》里的全部诗篇都抄在了笔记本上。现在回想起来，有点佩服那个时候的我，居然会为了《诗经》做足功课。
那时，一位同学对我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对我说：《诗经》是死掉的文学，不必如此下功夫，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不如多读一些活着的文学经典。
我知道他是善意。但架不住我对《诗经》的喜欢，实难舍弃。
那位同学是一位校园才子，和几位同道者出过几期油印的文学刊物。他写的诗在当时的校园里，传阅一时。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三十年后重逢，我们穷通有异。他在上海闯天下，早已立足。上海房贵，居大不易。一个外省人能在上海成家立业，没一定实力不可想象。而我，却像吕纬甫形容过的那样，似一只苍蝇或蜂子，在某个地方飞起来，绕个圈儿，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说起来，我连飞起来绕个圈儿的尝试都没有过。
我和他如此迥异的人生经历似乎说明，他当初的忠告是对的。我对《诗经》确实是执迷不悟，误入歧途，悔之已晚。
其实，后悔已无必要。所谓穷达自有命，年过五十，纵然不知天命，但也只能认命了。
后来，再读《毛诗序》与朱熹的《诗经集注》，我感到诸多困惑。他们注的《诗经》，与我喜欢 的“《诗经》”，是同样的一本书吗？可惜才疏学浅，没有力量发出质疑的声音。
最近得到了一本《诗经讲义稿》，傅斯年所著。读完傅斯年的《诗经讲义稿》，觉得有些遗憾，未能成为傅斯年帐下一弟子。
此书本为傅斯年大学授课所做的准备，相当于我们小学老师的“教案”之类。只是我们的教案完全是应付检查，无非是你抄我我抄你，大家一起抄网上的。 我们的这些所谓的教案，很难作为我们学识的证据。
正是傅斯年的《诗经讲义稿》，激发了我重读《诗经》的热情。于是，就有了我在网上的这几篇关于《诗经》的读书笔记。
《诗经》距离我们真那么遥远吗 ？也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答案。
《诗经》使用的文字，是仓颉创造的美丽中文，横平竖直，方方正正。这样的文字薪火相传，今天，已 传递到我们手上。两千多年来，绵延不绝。
可是，《诗经》所使用的语言系统，对于我们来说，全然陌生。不论“关关雎鸠”，还是“蒹葭苍苍”，都只能是识得了字，会不了意。纵然意境优美 ，我们与《诗经》，却只能“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也许，《诗经》与我们的距离，可以用顾城的一首诗来形容：“ 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诗经》与我们，我们与《诗经》，本来就这么微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