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关注鲁奖时，我在卖书。不是卖我的书，是卖别人的书，卖那些我读过的别人书。这是我第四或第五次卖书了，搬一次家卖一次。这次不是搬家，是腾车库。舍不得卖，感觉有用，但理智告诉我：必须处理掉。
大部分书都是1981以来攒下的文学杂志，诸如《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诗刊》《报告文学》《杂文选刊》《读者》之类，也有自学教材和工具书，还有用《红旗》杂志夹着的几沓剪报和一堆与杂志一样过期的证件和荣誉证书。这说明，主人曾经是个多么热爱学习多么上进的好少年、好青年、好中年。
我是个生活不够条理化的人，即使重要资料也会随便夹在什么地方，过后很可能就想不起来了。于是，在这些书或杂志的缝隙里，发现了自己发表于1982年《永年报》的小说处女作《帮工》，发现了1985年参加招收检察官考试的准考证，发现了好几篇发表在《东方烟草报》《金叶时报》《河北烟草》《邯郸日报》的资料，还有电视剧和电视片的一些底稿。都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似乎可以说明，主人虽没什么大成，也算个出名比较早的人。
书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等同于物质短缺年代的饭票。在我工资只有30来块钱的八十年代，约有五分之一左右的预算留给购书。对我来说，看过的书就像处过的朋友一样不忍舍弃。当然，同样是书，享受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新购置或者随时翻看的书自然要放在住处或书架，那些过期又舍不得扔掉的杂志等只好屈居车库一隅了。
惦记我书的不仅仅是我，不然我家车库里就不会出现一地碎屑，那些无孔不入的讨厌家伙一定不是因为喜欢咬文嚼字才把目标盯上了书，它需要不断磨练用来猎食的利齿。这还不算，它还会留下一些极其肮脏的分泌物宣布自己的存在。这也让我警醒：我们在“打虎”“拍蝇”的同时，是不是忽略了中间一些同样该消灭的东西？我痛下决心，能卖的书都卖掉。与其留给鼠辈磨牙，不如让书还原成纸浆，再变成新书，哪怕是山寨书。
这样想着，一位买废品的老汉居然悄悄的来了。对这些垃圾里刨食的劳动者，我从来不会讨价还价，只是面无表情的说：“我本来舍不得卖，腾车库，没地方放了。”“哎呀，都是文学书，您一看就是一个文化人啊！”要是老汉说出这样知音的话来，这堆书就分钱不要送他了。可是，老汉是这样说的：“是啊，等你想卖时偏遇不着买的。前几天还是一斤四毛，现在涨七毛了，还是你运气好。”我无奈地笑了：“你慢慢装，我还得挑拣一下，留几本有用的。”
书是我最大的人生鸡肋，被鼠辈义务加工成的纸屑就是岁月回馈我的一地鸡毛。
说是挑拣，只是随便留了一些文学期刊和文学史纲、文学评论之类的工具书，就闭眼扔给了老汉，也顾不得检查书的缝隙里有没有夹着东西了。车库不透风，立秋了还是三十三度的天，衣服几乎湿透，我的耐心只得让位给汗水。
“4袋书，共121斤，每斤7毛，85块钱。还有这些你扔掉的垃圾，算1块，总共给你86块。”说着，老汉把钱递了过来。我扔掉的“垃圾”是三部电话机——曾经代表现代通讯、迅速被手机打败、终究成为垃圾的东西。
当然，也有比杂志和电话机更速朽的东西，比如，大批量没有人看就直接变成垃圾的报纸或读物。
当我双手沾满岁月的灰尘捡书卖书时，多日不联系的钱君发来微信：“我的《跪向土地》本想报鲁奖，可是报不上，一要出版社推荐，二要省作协遴选，连门也进不去。心寒，不想写了，我也要卖书。”《跪向土地》初稿我看过，是她以带病之躯耗时三年自费出版的透视当下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纪实文学，事事鲜活，字字惊心，可谓真正的底层叙事。她非常感谢《作品》杂志担着一定风险选载了一两万字。出版社推出全稿时也是斟酌再三。作为一名打工者，她的几部打工系列正在酝酿中，真是不可救药的费力不讨好。
我说：“你卖书是推销自己作品，决不是当垃圾卖。你注定为文字而生，为信仰而写，用生命做笔，用血液做墨，只能留名于后世了。”
我在《散文城》转发了鲁奖评选结果，坦言“对散文杂文奖评选结果感到遗憾”，因为曾赐稿支持我们《散文城》的耿立、塞壬和艾平三位作家本来在公示名单里，我以为那就是结果，而结果并没有他们的名字。对艾平女士我不够了解，但对耿立和塞壬的独立特行我是知道的，他们很可能像我懒得与收废品的老汉讨价还价那样不屑于评选“规则”。打住吧，这事轮不着我多嘴多舌。
拿着卖书“收入”向内人汇报，她当头就是一棒：“人家卖书一块多一斤，你才七毛。也就你好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