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盛期
这一时期的作品以穆王时期的《录伯钱簋》为最初的代表，其时佳作迭出，如《师西簋器铭》、《师奎父鼎铭》、《九年卫鼎铭》。至恭王时期的《牆盘铭》，西周金文书法的典型已经确立。其线条的纯化与结构的秩序都已达到了很高的境地，线质圆润，结构匀称，气息纯净。铭文的最后一行较其他行多出五字，略显拥挤，是其不足。
与《牆盘铭》同出而年代稍晚的，如《钟铭》、《痹簋铭》在结构上已较《牆盘铭》更加严格地纳人规范。纵横的平行线成为主导，尤其是《簋铭》，其排叠平行的正交结构已经为晚期的《颂鼎铭》、《颂壶铭》开了先路。这个时期的大小《克鼎铭》也是西周金文的经典之作。《大克鼎铭》(图1.12)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早为金石书法家吴大澂《憲斋集古录》所著录。这件作品清晰地保留着为了规范行列所画的方形界格，文字就书写在画好的方格之内。《大盂鼎铭》的时代，行列的规范还是含蓄的，它只让人们感觉得到。到《大克鼎铭》时，行列的规范就已经是显在的了，是要让人们能够看得到。
鼎盛时期的金文书法，是一个树立典型的时期。佳作如林，而风格纯一，虽各器之间，存在小异，但不失大同气派。要之，典正雍容，纯淳娴雅，是这一时期所追求的目标。
囊微期
就像西周早期当国运蒸蒸日上之际，其书法还有待一定时日的过渡才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范式一样，西周晚期的书法也不是断然衰落的，鼎盛时期已经开创出来的典型及成熟的技术积累，使西周晚期的书写者们得以不太费力地悠游于创作之中。就连那位以暴厉著称的周厉王，在他自名的《麸簋》、《肤钟》二器的书法中，还能不折不扣地传达鼎盛时期的那种雅正的气息。尽管如此，晚期的书法还是潜含着有别于既往的新元素，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书法显现出独特的样态。这新的元素概括起来有二：一为变，二为衰。变是对于略显单纯的中期书法的反叛；衰则是与地方诸侯势力的扩张而王朝衰落相表里。变在厉王时代就开始了；衰的因素则是潜伏的，在宜王中兴之后便突然爆发。
其实这时期的书法并不缺少伟大的作品。《散氏盘》、《颂家族诸器》、《號季子白盘》、《毛公鼎》，《迷盘》等器之铭文都是西周金文书法的伟制。它们彼此的风格差异很大，个性鲜明，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散氏盘》为厉王时器，这是一件在整个商周金文中都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奇品。在一个整体上近于正方形的空间中，再分割出更小的正方形空间。这就一下子与其他铭文的纵长
空间不同了。纵长的字形总是偏于隽秀，而《散氏盘》的字形尤为宽博古拙。《散氏盘铭》纵行横列各占十九，与棋盘的路数一样，300多个生动鲜活的字便在这正方形的空间里布开了一个管领提挈、回环照应、纵横争折、战斗厮杀的矩阵。
这一组颂器最后一次把西周金文的匀整谨严的秩序推向了极致，而《虢季子白盘》则是在章法上开拓出一种空阔朗畅的意境。《毛公鼎》是迄今发现的铭文最长的重器，铭文497字，与《散氏盘》不同，字势纵向舒展，结构端严中不乏生气，线质圆润挺健，是宣王中兴映射出的一个泱泱大邦最后绚烂的光芒
在厉王时期诸器中，《超鼎》算不得是很特出的一件，但铭文(图1.15)中有“史留受王命书”的一句话值得注意，学者们认为这里的“史留”即是在宜王时曾作《史籀篇》的太史籀。由此我们可以确信，西周时期就已经做过文字的规范化工作，并编撰过像《史籀篇》一类的字书范本了。
西周晚期书法之变，不仅存于风格上，而且还存于制度上。西周作器大都与王的赏赐铭功有关。而西周晚期诸侯自作之器开始出现，相反与周王有关的铜器，在幽王之世锐减。诸侯作器，作风也不尽遵宗周典型，如《楚大林钟》、《楚公逆镇》(图1.16)、《鲁伯大父簋》、《邾讨鼎》、《苏浦人瓯》等，则变寓于其中，衰也寓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