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来辨析“仁，仁政，仁政”。
首先，我们来辨析“仁”。仁按照儒家的义理，就是我们人心中本有的，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性本善。不过性本善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我们需要通过不断扩而充之，让这样的可能性，或然性变成实然性。
我们和动物的差别非常的少，那一点点的差别，也就是理性和德行，让人类于动物区分开，所以我们就有义务让自己展现出人的高贵。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与动物就没有区别了。
每个人都有仁心，我们要让仁心擦亮，并且去发出光亮，一步步推到他人，这就是仁政和王道的相同之处。
仁政和王道都是以仁心为基准，推到政治领域，这样行出来的政治，就是有仁的。那么，仁政和王道有区别吗？当然有，这个区别要从环境上讲。
孔子生活的时代，虽然已经说是礼崩乐坏了，但是还是有一个外在的壳子，还有一个形式。所以孔子想要“恢复周礼，推行仁政”，让诸侯国都归顺于一个周天子，遵守礼乐制度，恢复一个人伦对等的社会。
所有的这些，都是基于周朝还有一个礼乐壳子，如果在一个制度中熏陶，还有机会恢复内在的意义，但是到了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却不一样了。
战国时代，各个诸侯王都想着要争霸，让自己做天下的王，所以孟子就提出了王道，提出一系列的政治策略。但是总结来说，就是按照“庶之，富之，教之”这样一个道路推行仁政。做到与民同乐。
不过孟子的王道也是会遇到困难的，比如说环境的问题，国家实力，还有君王个人的意愿。在这些因素中，个人的意愿是更为重要的。就比如说齐国，在一百多年的较为安顿的时间内，经历过几代君王的统治，但是这些人都没有推行仁政，这就是君王不愿意的无奈。
那怎么办呢？其实，新儒家在引入民主制度后，想出了一种策略，那就是“开三统”，也就是分出“政统”“道统”“学统”。换句话说，就是让仁政的推行不依赖于人，一个不稳定的人，而是一个制度，一个法。这个法的权利高于一切君王，一切人民。这样也就不会出现君王选择是否实行法的问题。
不过我们并不能怪罪孟子没有想拿到这种办法，这局限于孟子当时的时代。当时君王是绝对不会同意有一个制度高于自己的权利的。所以想要“开三统”，除非孟子自己可以做到君王，否则是不可能可行的。
不过孟子还是有了一点“开三统”的苗头。孟子曾经说过君王的仁德有一些“瑕疵”，是没有关系的，只要可以与民同了，就可以推行仁政。
总结一下，仁政和王道都是从仁推行出来的。但是仁政没有一个策略，只是想要恢复周礼。而王道，则是孟子在想办法帮助君王实现称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