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用铁锤砸物那叫做“讽刺、批判”的话，用泡沫锤砸物简直就可以叫做“示爱、卖萌”。贺岁片《私人定制》可以说就是这么一部可以叫做“示爱、卖萌”的电影———它并不十分认真地假装起一幅批判讽刺的面孔、打情骂俏般的给今天中国的一些无比可憎的现象挠了挠痒痒。经它这么一挠，那些个可憎的的东西似乎不那么可憎、倒显出几分可爱来、摇身变成了插科打诨的材料。于是乎，穷人们看起来仿佛从电影对官僚、富人的挖苦中出了口气，而官僚、富人也从电影给予他们的最大限度的理解中感到舒缓了些许紧张的情绪。于是乎，在此起彼伏的哈哈声中，社会矛盾似乎变得不那么尖锐，沉重的社会问题也轻盈地漂浮到波澜不惊的水面。
然而，倘若看客尚不至于十分地白痴，就会咂摸出一丝怪怪的味道来。电影挖苦的是官僚、富人吗？不是，挖苦的还是假装老爷的跑腿、假装富人的穷人。电影骨子里的精英意识可谓溢于言表。
就拿为圆当官梦而扮官的那个角色来说吧：范伟现身说法地演绎的官僚的经不住诱惑，乃是因为遇上了“不是省油灯”的“群众”。而宋丹丹所饰演的梦想发财的底层妇女的“暴富”也淡化了为富不仁的背景。在这两个故事中，导演谴责了什么可谴责之事吗？没有。其挖苦的只是底层人民试图跻身上层社会的不配与可笑。
“雅过敏”的故事似乎是冯导的一种自嘲。也是对今天芸芸的看不懂其《1942》因而不肯掏钱的看众们的痛骂。看众们既然不肯捧“雅”的场，那么，绝顶聪明的冯导就要狠狠地用“俗”来掏你们这帮子俗人的钱。不知不觉间，看众们在痴痴地笑着电影中患“雅过敏”的导演的同时，已经让冯导给不露声色地给骂了个痛快。
电影的引首让梦想当英勇不屈的革命者在其“越狱”过程中找不到一个不是自己人的纳粹“敌人”。那么，这同一伙人到底是在假装革命者呢还是在假装纳粹呢？暗讽的箭头似乎暗暗指向着某种为大众熟悉的政治现实。而电影的末尾葛优愿意开出“捐一千万”的空头支票却不愿意捐车的小算盘则似乎把看客们对电影所寄予地最后一丝道德指望也掐灭了、电影于是乎整个滑向了犬儒主义与虚无主义。
有些满有“品味”的看客们大骂此片之“臭”、之轻浮、之粗制滥造。但他们掏钱来电影院又到底指望看什么呢？悲惨而富有警示意义的《1942》吗？不是。也不过是想买一个更精致一点的乐子而已。而绝顶聪明的冯导正为《1942》的折戟沉沙耿耿于怀、这回吆喝着揣着坏笑所端出来一盘馊稀饭，就是要卖你个好价钱。谁让你们是一帮子没脑子的傻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