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唯物史的观点，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不论内容和形式多么特别、丰富，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可以找到它的原型，它是时代的留声机，将过去的生活一片一片详细地记录，在我们面前一帧一帧地播放，帮助我们回到那个或辉煌、或黑暗的时代。《欧也妮•葛朗台》于1833年出版，标志着巴尔扎克对社会的批判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大机器带来的发达生产力不仅让人类的金钱得到了疯狂地累积，也在人心中央打开了大洞，资产家们一边往里塞钱填补，一边从中流走自己的人性，形成了一个“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代”，在这里“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共产党宣言》），《欧也妮•葛朗台》就诞生于此时此刻，对这种现实做出了鲜明的形象说明。

葛朗台，这部小说艺术形象的巅峰之作，用喜剧般的情节，把这个守财老头的吝啬、图利、冷血体现地淋漓尽致。但在夸张之余，他身上所表现的特点却并不仅在戏剧之中，正如阿Q一样，他的“子孙后代”依旧繁衍昌盛，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首先便是他的发家之路与同时代资本家的相似性，一般而言，社会阶层在平稳的时代比较稳固，白手起家的实例少之又少，但在时代突变的狂飙突进之中，跨越阶层的故事便时而有之。故事发生的大背景工业革命便是狂飙突进的代表，工业革命。不仅是生产力的变革，在生产力的提升下，老旧的阶级与制度对生产力的阻碍越来越明显，阶级革命一触即发，手工石磨推出的封建王朝最终走入了历史的末路。而此时的新生国家只能说一半新，一半旧，内部政治尚未达到完全的统一，政治动荡中产生了大量的投机份子，葛朗台便是他们的代表，以一位箍桶匠的身份，在大革命中摇身变成了“革命激进分子”。

箍桶匠出身的葛朗台显然是不懂革命的，这与大革命中一些新政府任用的大量“维新人士”相同，口号响亮，刀斧血红，用权力进行财产的侵吞来表现自己对“革命的一腔热血”。故事中葛朗台一方面利用“积极分子”的身份当上了索漠区的行政委员；一方面利用得到的权力包庇被打倒的旧贵族，这里的“革命”很像《阿Q正传》中的阿Q的“土谷祠的梦”一般，阿Q、假洋鬼子等企图投机的旧时代人为“金钱、权力”而革命，可见巴尔扎克眼中法国大革命与鲁迅眼中的中国辛亥革命都犯了革命的通病，革命胜利了，寄生虫却大口地吃着用人民鲜血换来的果实。

和阿Q不同，葛朗台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产，又敢于冒险并充分利用了自己市侩的性格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巴尔扎克对这些投机者们看的很透彻，他们不是只有单纯的坏，他们是“聪明的坏蛋”，像葛朗台如蛇一般懂得隐藏自己，从来不鲁莽行事，但在关键时刻又非常的果决，从不拖泥带水，在斗争之中往往占据了主动地位。正因为这些优点，葛朗台才能迅速在混乱的局势中如鱼得水，聚集了巨大的财富。财富总是与风险挂钩，越是让人一跃冲天的机会，越容易让人一蹶不起，从胆量上看，这批暴发户用自己的命运在作赌注，勇敢而又狡诈，上天眷顾下，他们便成为了命运的宠儿。且试问有几人能在在形式未定时，大胆将身价赌注压在一方，又在革命最激烈时与双手沾满鲜血的极端分子做着刀尖上的买卖，并在革命后瞒天过海帮助早已落魄的贵族呢？他们的钱来之快、来之不义、来之不利。因此他们才会如此重视今天得到的地位、得到的金钱，投机、大胆、刻薄让他们的财富越来越多，但也让他们成为了金钱的奴隶，无人性、无温情才是这个时代大多数资本家们的共同色调。

葛朗台是一批又一批“时代宠儿”的缩影，巴尔扎克在描绘他时并非之刻画与一个虚构的形象，而是集中了资本家的缺点，用戏剧性的手法将这些缺点放大，让人们触类旁通地看见社会的黑暗，展现资本家时代的悲剧。葛朗台的思维异于常人，兄弟、亲人、朋友的死都无法打动他，妻子在他眼中只是带来嫁妆和遗产的使者，侄子买了几块方糖被看作不可饶恕的败家行为，甚至在临死前，他还企图抢过前来牧师手中的镀金十字架。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了，但人们的悲惨生活还在继续，从葛朗台吸血鬼一般的刻画中，巴尔扎克揭露了革命后的真相，资本家代替了封建贵族们骑在人民头上，这些“葛朗台”比贵族更加冷血、唯利是图、贪婪、更懂得如何去压榨人民的价值，更加没有道德的底线和良心的约束。巴尔扎克正是看到了大革命的真实情况，把这些投机的资本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以他们的口吻说出；“从到到尾，人们只是用于摆弄的工具罢了。”

文学是审美的艺术，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他所刻画的超越时代的形象，将自己的情感藏于其中，通过一个个鲜明的形象将其表现出来，葛朗台便是典型的例子，富有却不富足，满足一词早已消失在他的记忆之中了，我们对他嘲笑之余，仔细一想也会觉得他的可怜。不满足的欲望吞噬着他，利欲熏心之徒惦记着他，家人讨厌着他，一个本富有的，可以走上幸福的家庭被金钱折磨致死，富有让他们成了金钱的主人，也成了金钱的奴隶，时代之下，贫穷固然是悲剧，但富有也会是一种另类的悲剧，巴尔扎克在对现象细微描绘中，拷问出了时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