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六反》 第二十一章 重刑
红林悟道《韩非子-六反》上一章韩非子告诉君主与臣民依法治国虽开始时痛苦，但能获得长远的利益，这叫前苦长利。而仁爱治国虽开始时高兴，但之后是长久的穷困。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偷乐后穷”的事情我们曾经也做过，当大家聚在公社食堂吃大锅饭时，刚开始无人不欢，敞开肚皮吃，有什么吃什么，尽量吃，但随着粮食的减少，挨饿开始，再加之自然灾害，使穷困加深，这给了我们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造成“偷乐后穷”的原因很多，但归根到底还是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正如韩非子前文所举的治家实例，家境再殷实，也扛不住奢侈享乐，无尽消耗，如遇战乱饥荒，必是艰难度日。
“前苦长利”这既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规律。新鲜事物的不断出现，正是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体现。改革必然会产生阵痛，改革就是要剔除顽疾，自然会疼痛。法治代替仁治，就是要祛除仁治积累的顽疾，恢复社会肌体的健康，使国家健康发展。任何一次的社会变革都会带来利益与权力的重新分配，那些在仁冶时期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必然要做垂死的挣扎，同时，普通民众也会因为变革而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与状态，总之，社会总会出现一时的阵痛。
身体顽疾被剔除后，恢复健康，才能过美好的生活。所以韩非子说圣人权衡利弊与轻重，考虑国家与民众的长远利益后，都会选择依法治国，而放弃仁爱治国。选择了法治，就要忍耐“前苦”，承受改革的阵痛，前苦之后就是长利，阵痛之后就能腾飞。历史也证明了这点。
韩非子讲完法治的“前苦长利”后，再说轻罪重罚。韩非子从反驳当世学者“轻刑”之论开始，他认为：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意思是：学者的话都说要减轻刑罚，这是乱国亡身的方法。韩非子开门见山的告诉君主当世学者主张“轻刑”就是乱国亡身的邪说。如此严重的定性，可见韩非子对于“轻刑”之说是多么的反对。为何如此？
韩非子认为“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意思是：大凡赏罚坚决，是为了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法治的手段是赏罚，也是君主的权柄，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是法治的目的。那么，轻刑能否禁止犯罪呢，显然不行。所以韩非子说“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意思是：赏赐优厚，想要的东西就会迅速得到；刑罚重，厌恶的东西就能很快禁止。意思很明确，只有轻罪重罚才能禁止奸邪恶行，只有赏赐优厚，才能事业有成。
我们常说“良饵之下有悬鱼，重赏之下有勇夫。”事业若成，必有勇夫敢为。与厚赏相对，罚自然要罚的到位，只有这样才能禁止奸邪的发生。如果处罚只是皮毛之痒而未痛其筋骨，奸邪之人还会继续违法乱纪。犯罪成本过低，是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切记不要指望违法者良心发现自觉遵守法规。不指望民众良心发现而自觉遵守法规，这是依法治国的前提。
轻罪重刑，是指以严刑酷罚、轻罪重刑和原心论罪等为主要特征的刑罚思想。重刑主义是伴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并且一开始便以野蛮、残酷的肉刑制度表现出来。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政权，夏朝已经形成了墨、劓、剕、宫、大辟等完备的刑罚体系，中国古代早期法律制度的重刑主义已经初露端倪。重刑主义在中国古代的真正形成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商鞅、慎到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法律思想把重刑主义完整地提了出来。
【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
当然，现代文明社会不能以残酷的肉刑制度来处罚违法者，但可以通过提高违法成本来防止再犯，尤其是对社会与自然环境造成重大损失的违法者，要处罚到让其无法再犯，才能达到“恶之禁也急”的目的，否则法治就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