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到底真“蠢”还是真“仁”
我们都知道春秋五霸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前四位霸主皆战功赫赫，威震四方，实至名归。唯独宋襄公，总觉得有点名不副实，没什么战绩，给人印象深的也就是和楚国的泓水之战时所表现出的“仁”，却让人觉得迂腐和愚蠢，名不副实。然而，历经世事沧桑，再度回望这段历史，竟能在他身上觅得可爱之处，甚至在那个时代堪称闪光点，是非对错，引人深思。
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两军在泓水（今河南柘县一代）遭遇。宋军在河对岸已经排好战斗行列，准备战斗，楚军一部分渡过泓水，一部分尚在渡河。此时有人进言宋襄公：“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意即对方人多，我方人少，趁其未全部渡河，可以攻击刚渡河的部分士兵。宋襄公却拒绝，楚军全部渡河后，尚未排好阵势，众人请求进击，宋襄公仍不同意。直至楚军阵势完备，宋军方才攻击。宋弱楚强，结局不言而喻。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受伤，狼狈不堪。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国人纷纷责备宋襄公。宋襄公辩解了几句，正是这些话，让宋襄公青史留名，只不过成了历史的反面教材。
在这里用文言文表述一下，大家更能体会这位仁兄的境界：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意思是君子不能再次杀伤已经作战受伤的敌人，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代仁者用兵，阻击敌人不依靠险隘的地形。我虽是亡国君主的后人（武王伐纣灭商后，周武王封商纣王庶兄微子启为宋国国君，宋襄公为第20代宋国国君），也不会攻击没有排成阵势的敌人。
本可获胜的战斗，因宋襄公高尚却刻板的作战思想（看来“高尚是高尚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自古适用），落得一败涂地，宋国国威受挫，原本就相对弱小的宋国愈发被诸侯轻视，自此难以与列强抗衡。后人皆认为宋襄公愚笨至极，毛主席亦言其“蠢猪式的仁义”，宋襄公遂成后世笑柄。
宋襄公果真愚不可及，蠢不可耐吗？这个问题，后世从不同角度得出不同的回答，在这里先不回答这个问题。大家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
后人常说“春秋无义战”，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不过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周平王迁都洛阳之后，周王朝对诸侯的掌控力减弱，诸侯冲突频发，不再经由周天子仲裁，而是以武力解决。但春秋初期，中原各国仍是周王朝名义下的臣子，许多国家本为同姓宗亲贵族，如晋、鲁、郑皆为周王室同姓，异姓诸侯间相互联姻，皆尊周王为天下共主。相较周边的戎狄夷蛮，大家仍属自己人，即便争斗，也是宗亲勋贵内部之争，初始仍遵循各种礼制。直至春秋后期，《孙子兵法》提出“兵者诡道也”的胜战计理论，各国为求胜无所不用其极，如长平之战，秦国施反间计令赵王撤换廉颇，以赵括为将，致赵国惨败，数十万士卒被坑杀。事物发展皆有过程。一般而言，战争初期为争取民心与舆论，多算理智，大都遵循规则。正如俄乌战争，初始双方有所顾忌，不以平民为攻击目标，然而战火愈演愈烈，逐渐超出各方可控范围，出现“无差别轰炸”。
周朝建立之初，留下一个颇具人文关怀的优良传统——“兴灭继绝”，即孔子所说的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武王伐纣灭商之后，没有像后世王朝一样追杀前朝宗室后人，而是将纣王之子武庚分封到邶国，后来武庚叛乱被灭后又封纣王庶兄微子启为宋国国君，祭祀殷商祖先，统治宋国先民。故而宋国受益于分封制礼法，包括孔子先祖孔父嘉亦是宋国宗室出身，由此可见，宋国素有尊崇礼制的传统（亦带殷商旧俗）。总体而言，春秋初期仍遵循部分作战礼仪等礼制规定。
翻阅典籍，归纳起来春秋时期的战场规则如下：
1、下战书。开战前，约战一方要向另一方下战书明确开战的时间、地点、缘由。
2、选战场，双方于战书约定作战之地，多在两国交界处或野外，避免伤及平民。所以“疆场”、“野战”由此而来。
3、师有名。出师要有正当理由，《左转》有明确介绍：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师有钟鼓”就是有正当理由，没有正当理由就是“侵”，是不义之战。楚国发动侵随战争，随国申辩“我无罪”，楚王却说“我蛮夷也”，意即“我是中原之外的蛮夷，可以不遵守你们中原诸国的规则”，活脱脱一副“我是流氓不讲理”的态度。春秋五霸可以说除了楚国不在乎这些礼仪，比如其他几个国家的国君都称“公”，唯独楚国僭号称王，认为自己在“公”之上，把自己放在了与周天子同等地位，所以楚国长期遭中原各国排斥。
4、尊使者。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双方都要优待对方使者，甚至宴礼迎接，宴会上还有奏乐和赋诗，使者也要附和答谢。
5、排战阵。两军交战前要排好战阵再行攻击，所谓“不鼓不成列”就是对方没有排列好战阵是不能攻击对方的，而且双方的战车相互攻击是一对一的，这样才显公平。
6、不二伤。如果对方士兵作战受伤，不能继续进攻，要让对方战士回营疗伤，除非对方当场毙命。
7、“不擒二毛”。“二毛”是指头发灰白相间的中老年人，意思是不能俘虏年老士兵。
8、不逐北。敌人如果撤退逃跑，一般情况不能追击的太远，追五十步（古代计量单位）即可，对方也不必再惶惶奔逃，再跑就会被笑话，所以有了“五十步笑百步”之说，这些在春秋时期是有礼制规定的。
9、有担当。作战杀敌任务由“士”这一低等级贵族子弟承担。奴隶和平民是不允许上战场打仗的，主要担负后勤补给工作。
春秋时期打仗颇有风度。泓水之战六十年后，晋楚在鄢陵爆发了一场冲突，晋国将领郤至在战场上遇到楚王，情景就很有意思。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左传·成公十六年》）。战斗中，晋国将领郤至三次遭遇楚共王。每次见到楚王，都很客气，下来战车脱盔致敬。楚共王很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战斗间隙派使者前去赠给了郤至一张弓，表示慰问，并传话说：“方事之殷也，有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穀而趋，无乃伤乎?” 意思是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有个打着红色皮绑腿的人，真是个君子！他一见到我（楚共王），就下车行礼退让到一边，不知道他受伤了吗？
郤至绅士风度表现的淋漓尽致，回答“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
意思是郤至接见了楚王派来的使者，脱去盔甲，听他传达楚王慰问后回答：您的外国臣子郤至，奉本国君主之命作战，在战场上穿着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问，我实在不敢当。现在战斗中，只好对您的使者行礼致敬了。”说完，对使者作揖而拜。然后两军继续战斗。
晋楚在邲之战中晋军败逃时的场景令人啼笑皆非。一辆晋军战车被追击，慌乱之中陷进泥坑，车上的士兵手忙脚乱无法将车子抬出。楚军追上之后却不去俘虏他们，而反而站在一旁七嘴八舌的热心指导：要抽出车前的横木，这样车子就好推上来了。晋军照此做果然脱身，继续逃跑，楚军继续追。但不久这辆战车的战马受惊，一直转圈不能前行，又被楚军追上，楚军再次耐心指导。靠着楚军的“指导”，逃跑成功的晋军居然转过头来嘲讽楚军逃跑经验丰富，值得学习：“吾不如国之数奔也”。
这种战斗方式，犹如过家家，令人费解。这究竟是生死相搏的战场，还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技赛场？
或许我们嘲笑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但置于当时环境，虽迂阔不知变通，又何尝不是对道义君子式的坚守？又或许是当时多数人认同的一种“礼”呢？《史记·索隐》对这位三流英雄高度认可，将其置于春秋五霸之位，或许更多是基于对道义的尊崇。
宋襄公早年也颇讲谦让和仁义，有两件事可窥一斑。宋桓公晚年，还是太子的宋襄公认为庶兄目夷能力高于自己，想辞让太子之位。目夷则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如宋襄公，又是庶子，便跑到卫国避让，宋襄公即位后又把目夷召回。兄弟二人齐心治理宋国，在襄公初年君臣团结，政治稳定，国势平稳发展，宋国颇有振作之相。
另一件事是帮助齐孝公即位之事。早年，齐桓公和管仲立公子昭为太子，并将他托付给宋襄公。齐桓公去世后，齐国发生内乱，公子昭逃奔宋国。宋襄公九年（前642年）三月，宋襄公联合卫、曹、邾护送公子昭到齐国，平定内乱，使其得以成为齐国的君主，史称齐孝公。宋襄公不忘齐桓公生前之托，以小国之力，不顾安危，联合诸侯帮助齐孝公即位，体现了宋襄公重诺守信和对旧友的忠诚，这在当时尔虞我诈、背信弃义时有发生的政治环境中尤为珍贵。
当然在诸侯会盟之时，宋襄公杀了迟迟未到的鄫国国君。诚然，此举有其立威于诸侯的考量，然而，这无疑引发了其他小国的不满与恐慌。因此，后世多认为宋襄公所谓的“仁”虚伪且不知变通，其实他所秉持的“仁”，更多源自于对周礼和传统道德那种理想化的解读与追求。
从人性角度看，宋襄公对“仁”的坚守，或许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对传统道德秩序的强烈信仰，这种信仰在某种程度上使他忽视了现实战争的的复杂多变性。他坚信自己在大的原则和秩序框架下行事，符合“仁”的要求，却忽视了这种僵化的认知带来的严重危害性。或者说在他所谓的“仁”和严重后果之间，他更愿意坚持前者，这凸显了他性格中的固执与执拗。
在那个诸侯纷争、弱肉强食的时代，宋襄公的“仁”既显得耀眼，也显得格格不入。耀眼在于他对行为准则的坚守，格格不入在于他未能顺应时代的变化，灵活调整政治策略，以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
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纷纷崛起，以武力和权谋争夺霸权。宋襄公却试图以旧有的道德秩序来规范诸侯行为，显然不切实际。他的不识时务，并非只是愚顽不化，而是一种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对传统的不知变通的坚守。实际上，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像宋襄公这般坚守传统的绝非仅有他一人。
仲子路是孔子的弟子曾在鲁国为官，再一次宫廷政变中想去劝说政变者，被对方兵士打掉了帽子，子路不毫无惧色：“君子死，冠不免。”君子即使临死，也要衣冠整齐，最终在系帽缨时被砍成肉酱。
泓水之战百年后，宋国发生内乱。华豹率军进攻宋国首都，遇到忠于国君的公子城，华豹射箭没有射中，于是再次拉弓。公子城恼怒，说到：“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按规矩一人一箭，你射完了，该轮到我了，你不守规矩，很卑鄙！华豹听了，很惭愧的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中箭身亡。华豹的车夫干犨（chōu）一看主将死了，请求公子城赐死。
公子城说：“你和他们不一样，我帮你去向国君求情，可以免你一死。”
干犨说：“不能跟随主将一同战死，就是违犯军法。犯了军法，受到您的庇护而跟随您，国君必然轻视我，又怎么会用我呢？您赶紧给我个痛快吧！”钦佩叹息之后，公子城只好成全了干犨。
看来对于“仁义”的坚守，在宋国有着浓厚的氛围和传统，百年之后他的子孙依然在继承者这种基因。
重信义轻生死或许是在那个时代长存于心的价值认同。不仅在古代中国，中世纪的欧洲骑士阶层亦有类似追求。骑士阶层是欧洲中世纪特殊社会阶层，众多贵族与王室成员曾为骑士。他们遵循勇敢、诚实、公正、慷慨、礼节、荣誉至上等准则，精神与荣誉是其终身奋斗目标，超越生死与权力地位世俗。他们出身贵族，受过良好教育，文化素质与艺术修养颇高，与春秋战将相似，珍视荣誉，重信守诺。
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英国金雀王朝的狮心王理查一世与埃及阿尤布王朝的苏丹萨拉丁，尽管他们是敌对双方的领袖，但在战争中也表现出了对彼此的尊重。在贝特鲁巴对峙期间，因阴雨连绵理查一世得了皮肤病，他向正在城外对峙的萨拉丁写信求助药物，萨拉丁送去冰镇水果和治疗药物送，还派军医为他诊治。萨拉丁称查理是自己遇到的最强劲的敌手，但这不妨碍两人之间相互钦佩和敬重。
在一次战斗中，理查一世的战马受伤摔倒，萨拉丁派人送给他两匹好马。理查一世则回赠了萨拉丁一把宝剑。
——萨拉丁：“尊敬的理查国王，你的勇气和战斗技巧令人钦佩。勇猛的国王怎能没有良马相随呢？这两匹良马送给我尊敬的国王，以表达我对你的敬意。”
——理查一世：“谢谢你，萨拉丁。你的慷慨让我感到敬佩。我回赠你这把宝剑，希望它能成为我们之间友谊的象征。”
两人英雄相惜，公私分明，情义不忘，与楚共王和郤至的故事如出一辙。战场上拼命搏杀，那是因为各自代表不同的势力集团；感情上惺惺相惜，那是因为你我都是光明磊落的君子。
历史似一位睿智且执着的导演，总是一轮又一轮地以看似重复却又独具新意的场景变换，向后世充分揭示着事物发展的规律，昭示着她所坚守的价值取向。
历史又如一位深情且坚毅的诗人，她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用豪迈而深沉的韵律诗篇，向后世生动阐述着命运的起伏跌宕，传递着她所秉承的价值追求。
历史又像一位聪慧而无畏的哲人，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以高瞻远瞩而发人深省的哲理思索，向后世清晰阐明着世间的道义所在，捍卫着她所崇奉的价值信念。
当盛衰兴亡随着厚重的史书一页页翻过，当战场上身批甲胄的将军面向敌方的使者恭敬作礼，当将士齐心“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慷慨赴死……当我们沏上一杯茶，茶余饭后高谈阔论着“春秋无义战”时，可否会想起“春秋大义”也曾是我们祖先所秉持的信念？
抬头仰望古时月，月照古今似水流，今人古人如流水，山河悠悠一卷收！
当年的古战场在历经喧嚣、寂静、繁华、落寞的往复中，是否仍在坚守着三千年前那被认为愚蠢奇葩，却又满怀热血的道义呢？我们观古人觉其冥顽不化愚蠢迂腐，而古人望今时，又会如何感慨？往事一杯酒，且付笑谈中！
历史奔腾不息，滚滚向前，蓬勃发展。而那古之“春秋大义”，尤其是重诚守信的基本内核，宛如璀璨星辰，虽历经岁月沧桑，却始终值得我们向往与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