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蓓蓓想说：
男人有情趣，方不俗；女人有志趣，才高雅。
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两类人：
一类人，和他们在一起时，像喝白开水，虽能下肚却索然无味；
另一类则是生活中的“开心果”，与他们在一起时，整个世界也变得有意思起来。
前类人叫无趣；后一类叫有趣。
做男人有情趣，方不俗；做女人有志趣，才高雅。
没情趣的男人，正在被抛弃
知乎上有个很热的问题：当一个无趣的人是怎样的体验？
有位匿名网友的回答获得了高赞：“别人是真的活了一万多天，而无趣的人，只是活了一天，并重复了一万多次。”
“去餐馆永远只点吃过的菜；饭桌前别人高谈阔论时埋头苦刷手机；无事时总是宅在家里睡懒觉；聊天时话题总是翻来覆去那几个……”
想必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样的朋友深恶痛绝，因为做人实在太无趣了。
王蒙先生曾说：“一个男人，宁愿做恶人，也不做无趣的人！可悲的是，无趣的人还是太多了。自己活得毫无趣味，更败坏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的心绪。”
网友树某吐槽她的一位男友人：
你说想学瑜伽，他说:“学那个有什么用，想减肥围着小区跑几圈不就得了。”
你说最近去滑雪了，他说；“真是有钱啊，净玩儿这高大上的活动。”
你说我就是喜欢画画，他说：“画画有用么，又不能赚钱。”
这位网友感叹说，“是否有用”是他判断事情值不值得做的唯一标准，生活真是毫无情趣可言。
无趣的男人都一样，把日子过成一条直线，一眼就能望到尽头。
对于男人而言，无趣是缺少情趣，也就是缺乏“调味”生活的能力，对于未知的美好漠不关心，将彩色的世界活成了黑白，仿佛嚼一块被人嚼过的的甘蔗，干巴巴，索然无味。
借用一个流行句式：无情趣的男人，世界抛弃你，不会打招呼。
男人有情趣，才叫精致的生活
曾国藩的名号有很多，中兴名臣、两江总督、理学宗师、一代大儒……众人皆知他的勤勉，他的克勤，他的严于律己，可却不知他是如何的有趣。
李鸿章就曾对手下回忆说:“我老师最是有趣。”
李鸿章记得老师讲的一件家事。
曾国藩家教很严，所有女眷一直都有自己纺纱织布的习惯。
曾国藩的大儿子曾纪泽新婚后不久，新娘子也在曾家的家庭氛围熏陶下，每天都纺织到深夜。
这样一来，新郎官曾纪泽不乐意了。
有天深夜，新娘子和婆婆还在织布，曾纪泽终于受不了，大喊到：“妈，你那个不懂事的儿媳妇，吱吱嘎嘎纺个不停，闹得我根本睡不着！你去把你儿媳那纺车给砸了吧！”
睡在旁边屋里的曾国藩听到后，并没有训儿子一顿，而是也朝着外面大喊：“老婆，如果要砸，就先把你那部纺车砸了吧！吵得我也睡不着呢！”
有人说，生存和生活之间，就差了些情趣。
这话很有道理，男人有了情趣，就算日子过得清贫，也够格称得上是精致的生活。
王小波就是一个有情趣的人。
他给李银河写的第一封信，是写在五线谱上的：
“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李银河嫌弃他长得丑，他写信回道：“你应该去动物园的爬虫馆看看，是不是我比他们还难看……”
正如王小波他自己所说：“我活在世上，无非是想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的。”
男人有情趣，所以将日子变得立体，里面装满了五彩斑斓，让生活充满了趣味。
正因于此，有情趣的男人，方不俗。
魅力的女人，一定是有趣
梁启超曾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
梁启超一生娶了两个夫人，原配李惠仙，后由李夫人作主，将自己的丫鬟王桂荃嫁给梁启超做了侧室。
李夫人去世后，王桂荃成了梁家的当家人。
丫鬟出身的王桂荃，不仅贤惠，在大学者丈夫和成就非凡的儿女们的影响下，也常常妙语连珠，譬喻出奇，令梁家常常欢声笑语不断。
梁启超的子女都很争气，个个学有专长，其中儿子思成成了建筑学家；思礼成了火箭专家，思永成了考古学家，可谓成就斐然。
王桂荃非常引以为豪，她与外孙辈闲话家常时，怡然自得地笑说：
“你们二舅思成学建筑，要造房子；
小舅思礼学军事，免不了要毁房子；
房子毁了，埋进地下，三舅思永又要去挖地底下的房子。
他们一造、一毁、一挖，三个人都处在咱们一家！”
周国平说：人格上独立，情感上依赖，这样的女人才可爱，和她一起生活既轻松又富有情趣。
有趣是一种稀缺的能力，能够让自己开心，也能为生活带去欢声笑语。
一辈子同样是数十年，无趣的女人把日子过成“煎熬”，有趣的女人的生活里虽然不一定有“诗和远方”与“波澜壮阔”，但却让方寸之家，容得下世间至妙的趣味。
有魅力的女子一定是有趣的，令人厌倦的女子却各有各的无趣。
志趣，是最高级的有趣
在女人各种的有趣当中，志趣无疑是最高级的一种。
高雅的志趣，不仅会让女性魅力锦上添花，而且会成为爱人事业前行的助力，而使爱情和婚后生活充满迷人的色彩。
杨绛与钱钟书见面时，钱钟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
而杨绛则回答道：“我也没有男朋友。”
二人结婚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
钱钟书在生活上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
在杨绛在医院“坐月子”期间，钱钟书每天到产院探望，他今天打翻了墨水瓶，明日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后日弄坏了门轴，又砸碎了台灯，只得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
可杨绛却总会笑眯眯地说：“不要紧，我会洗”、“不要紧，我会修”、“不要紧，我会处理”。
从此以后，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
钱钟书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文革期间，钱钟书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
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堂吉诃德》。
在长达60多年的婚姻中他们二人志趣相投，彼此相爱，彼此搀扶，同进退，共荣辱。
钱钟书称杨绛为“最才的女，最贤的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