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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他乡之税》
而买税的这些成本只有靠财政自己去垫。“县财政和税务都不亏，亏的最大的是国家和乡镇财政垮了。”一位直接参与过买税的南方乡镇干部总结说，买税支出的最大特点是可以掩盖乡镇的“灰色支出”，特别是乡镇干部的好处费。“乡镇支出本来就不分什么性质的钱，买税支出就混在其中，而且是大项支出，实际上个人买税是有利可图的。”干部们得到的好处费一般没人知道具体数字，多是领导掌握，并记入买税整体花费中，但平城很多干部都私下说：没有买税，一些干部怎么一两年就有钱在城里买下房子了呢？！
一些乡镇的买税支出不但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隐秘中还进一步恶化了乡镇财政收支的规范性，一些领导以买税支出为名义，越来越多地独立于会计之外掌控资金，很多本已是开支大于收入且缺乏监督的乡镇，财务越发混乱。在现有资料中，有买税情况发生的乡镇几乎没有财务收支规范的。
“我家从土地下放后每年向地里投入太多了，肯定超过你们，那些粪、化肥、铲（盐碱）都要花钱啊！那可都是没人要的盐碱地。有人现在只看到我们家多个几分地，但这些投入怎么不说？如果要减少我家的地，那必须把这些投入补偿给我家！要不勤劳人还总吃亏了？！”人均土地较多的人家往往这样说。
镇政府的想法与几个月后传达的省市领导的指示却不完全一致，他们更重视稳定。比如明确了“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回农民承包地”，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小调整也是只限于人地矛盾突出的地方，但需要报乡镇和县政府部门审批，“绝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规定全村范围内几年重新调整一次土地”。至于镇里规定小调整至少间隔 5 年，省市表示“承包期不足 30 年的要延长至 30 年”。当然也表示了土地承包费必须纳入“三提五统”和把“延包”与“减负”结合起来。
10 月份收购甜菜，但付款通常要到第二年春天春耕前，这几年白条多了。有时春季前通过信用社能回来一些款，和信用社有关系才能拿出来，要托人和讲面子。范春往往不急着用钱，可有人急需，范春就把甜菜票当现金一样借给他们，他们再找关系争取把款从信用社取出来。取款对票不对人。
李宝台村人爱热闹，进入 90 年代，特别是建起砖窑前后，农家办红白喜事时要请来戏班，几成风俗。戏班的人有时就和赌博汉“串”在一起，以赌促热闹，以戏引人，双方互利。
综观全国， 1997 年后，各省、市、县把产权改制作为命令任务的不在少数，有的成功了，有的问题依然，还有的本可能自然发展变迁，现在转而流失。“宁可慢些，但要公平些”的建议实施起来不容易。 2000 年底， 95% 的乡镇企业被转制而“产权明晰化”了。
如平城一样，在一定程度激励地方政府的同时，副作用非常明显。在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口号下，地方政府也很容易推脱自己应该承担的发展义务教育的责任，由此导致 90 年代中后期许多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出现严重的拖欠现象。同时，由于基础教育财政的层层下放，而中央和省政府又没有建立一个健全的转移支付制度，或运用其他政策手段来平衡地区之间的教育财政，在这种情况下，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就必然会引起地区间教育经费的严重不平等。
据刘天成证实，本乡“为了完税把老师的工资挪用上完税了”，如平城一样，工资、承包费等收入都是垫支买税的可能支出之一。“罢课”发生时，张耀明校长每月工资 648 元，一般老师大约在 500 元左右。 1997 年五家堡中小学老师工资和办公费超过 60 万元，这几乎是 1998 年本乡财政收入的 2/3 ，和 1999 年收入相等。
人们常把乡镇干部的家属叫做“半边户”，因为干部们多已转成城镇户口，家属则未必。家属中有教师、供销社职工、干部、小买卖人或纯农民，大多数以不多的土地为根，在家操劳。
门市在乡镇信息传播中有着重要作用，不过，你很少能看见镇干部们聚集在门市里商量事情无论是自家门市还是别人的。镇政府党委会是大事的协商中心，一些私下商量多在干部家或用电话沟通，还有的就在饭桌上解决了。 1995 年，镇上一家饭馆隔出“雅间”那是本镇第一间饭馆雅间出入其中的人多起来，他们多是干部、大批发商、工程承包人等等。后来很多饭馆就学着隔开了雅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