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之致诸弟（2）【1040】2024-9-7（2）
评点：水勇逃逸将官冒功
这封信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早期湘军的真实图画。早在靖港败仗之前，湘军水师便已逃逸成风；他们将船上的钱米帆布等物资盗走，然后弃船上岸。即便是打了胜仗的水勇，也在分账之后，离开军营远走高飞。而那些水勇的姓名，又大都是捏造的，显然是从军报名时就假冒起歪念头，一旦走了，再也找不到。
东西到了手，便脱下军装逃之夭夭。勇丁投军的目的，在这里给一览无余地暴露了。尽管曾氏口口声声地称他的湘军是捍卫名教的仁义忠信之师，但旗下的大部分勇丁却只是为了“吃粮”发财而已。他们将不光彩的偷窃变为堂堂皇皇的抢夺--将敌方手中的财富拿来归于己有。
至于将官，将小胜夸为大胜，将败仗说成胜仗，甚至杀良邀功，也是很普遍的现象，王錱（王璞山）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王錱一直与曾氏格格不入。其原因是王錱志大才高，不愿居人下，要自立一个山头，正如曾氏年谱中所说的：“王錱所招湘勇在长沙者，不用公（笔者唐浩明先生注：即曾氏）所定营制，有自树一帜之意。”曾氏很不满王錱，故在信中特地点了他的名。
王錱会打仗，他想自立一个山头，其心情也不是不可理解。但对作为湖南团练大臣的曾氏来说，要求全体湘军服从他一人，也是自有道理的。一山不容二虎，所以没多久，王錱便率部离开湖南自谋出路了。
逃跑的勇丁无法追究，冒功邀赏的将官得到巡抚、提督的支持，打败仗的知府不加处罚依旧官居原职，主持正义而得不到湖南官场的认同，曾氏心情之烦恼抑郁可想而知。但曾氏既是临时办事的客员（无管辖地方的权力），又屡打败仗（无统领军队的威望），面对着这种局面，他无力改变，只有“呕气”而已。
曾氏毕竟不是弱者。不能管辖地方，但可以管辖湘军，而湘军的惟一出路只在打胜仗，打胜仗的基础又在湘军自身。
靖港之役后，曾氏下决心整顿湘军。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臣现将水陆各军严汰另募，重整规模。一候料理完毕，即星夜遄征，誓灭此贼，以雪挫败之耻，赎迟延之罪。”
曾氏将在战斗中表现恶劣的军营全部裁撤，重修募集。他吸取教训，一不收溃逃返回的勇丁，二不收从绿营走出的老兵油子，三不收游手好闲的无赖流氓，而是看重招收老实朴拙的种田人。他要求各营营官要验看投军者的手掌，凡手上长满老茧的便是长期务农的人，可以留下；凡举止油滑目光游移者，多半为江湖的老手，决不能收。
对于营、哨各级将官，曾氏主张多从士人中选拔。因为士人好比是在山至泉水，未受社会污染，“血性”保存较多，饱读诗书，懂得捍卫名教的重要性，对“礼义廉耻”看的较重。因为曾氏的提倡，一时间书生带兵成为风气。后来，由于湘军的成功，这种风气遂弥漫全国。他大为增强了读书人从军的自信心，也使国人一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陈旧观念。其后一批批知识分子崛起于政坛军界，正是此风的延续。当然，在湘军的发现的湖南，此风尤为炽烈，湖南知识分子对改变中国命运所作的贡献，更为举世公认。
什么样的士人可以做营、哨官呢。曾氏认为：“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对于“才”，曾氏又特别剔出为将之才的主要几点来：“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视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
除开这些外，曾选将官还有一个较为独特的标准：看说话多寡。
曾氏不喜欢言辞过多、夸夸其谈的人。凡言辞过于擅长者，曾氏都不寄大任于他；对那些言语木讷而有实际办事能力的人，则很相信。曾氏的此种择将标准，是有其道理的：仗不是说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说得再好也无济于事，战场上输赢之际才见高低。何况，华辞巧言，往往易于干扰、误导统帅的决策，能言者又常常自视甚高，听不进下属的建言。这些，都可把原本能做好的事情办坏办砸。比起木讷者而言，只有“不好”而没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