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52天《小称 第三十二》第1段～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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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毋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操名从人，无不强也；操名去人，无不弱也。虽有天子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则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在于身者孰为利？ 气与目为利。圣人得利而托焉，故民重而名遂。我亦托焉，圣人托可好，我托可恶。我托可恶，以来美名，又可得乎？ 爱且不能为我能也。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气于面，不能以为可好。我且恶面而盛怨气焉。怨气见于面，恶言出于口，去恶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 甚矣，百姓之恶人之有余忌也！ 是以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

      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称身之过者，强也；治身之节者，惠也；不以不善归人者，仁也。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有善而归之民，则民喜。往喜民，来惧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纣不然，有善则反之于身，有过则归之于民。归之于民则民怒，反之于身则身骄。往怒民，来骄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惧声以感耳，惧气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 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绳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辔策，故遫兽可及，远道可致。天下者，无常乱，无常治。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在于既善，所以感之也。”

      管子曰：“修恭逊、敬爱、辞让，除怨、无争，以相逆也，则不失于人矣。尝试多怨争利，相为不逊，则不得其身。大哉！ 恭逊敬爱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丧。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损也。尝试往之中国、诸夏、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皆待此而为治乱。泽之身则荣，去之身则辱。审行之身毋怠，虽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爱。审去之身，虽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恶。故之身者，使之爱恶；名者，使之荣辱。此其变名物也，如天如地，故先王曰道。”

字词注释

[1]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应该忧虑的是自身修养不完善，而不必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人莫己知，即“人莫知己”，别人不了解自己。《论语·里仁》：“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与此语意谓相近。

[2]丹青：指丹砂、青雘。红黑两种染料矿石。

[3]过为：错误行为，做错事。

[4]过命：超出实际的称谓，即错误的评价。命，命名，这里有评价、评论之意。此言“我”可以有错误行为，而民众却没有错误评价。

[5]观：指观察力。察：明察，昭著，详审。《新书·道术》：“纤微皆审谓之察。”

[6]家：指家人。此句意谓民之毁誉无可怀疑，不需问家人。

[7]畏民：敬畏民众。此指尊重舆论。

[8]操名从人：保持好名声而且听民众意见，顺从民意。

[9]去人：远离民意。

[10]去之：离开他。

[11]捐：抛弃。

[12]在于身：观察我之身。指别人看我。利：便利。

[13]气与目为利：指人的精神状态与眼光神色最能显示人的意态。

[14]托：借助。此句是说有德智的人，会借“气”与“目”来向人展示好的一面，以此获得好名声。

[15]重：推重。遂：成功，成就。

[16]可好：指可爱的“气”与“目”，亦即借助好的神气眼神展示自我。下句中“恶”指作恶。

[17]来：招至，招来。又，王念孙云：“来”当为“求”。

[18]爱：指亲近的人。张佩纶云：“爱”谓亲爱我者。且：尚且。我能：我善。此一“能”字，意思是“善”。

[19]毛嫱、西施：春秋时代越国的两个美女，毛嫱为越王爱姬，西施为春秋末年越王勾践时人，被献给吴王夫差。由于毛嫱、西施均在春秋末年，其时管仲已死，故研究者往往以此作为《管子》非管仲所作的例证之一。

[20]盛怨气：即大的怒气。盛，大，旺。

[21]去：通“弆”。蓄藏、包藏、收藏。姚永概云：“去”即“弆”之缺字，弆，藏也。恶充：即恶之实。指坏的神气的实际。去恶充，指包藏恶的实际（内容）。

[22]余忌：指更多的或更严重的缺陷。忌，忌讳，这里为缺点之意。下文“长者断之，短者续之”等等，即补偿缺陷之意。

[23]洫：放水的渠，引申为疏泄、排泻。“满者洫之”，言过满成为缺点时，则加以疏泄。此处“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四语，用意皆在纠正严重的缺点。

[24]罪：归罪，归咎。

[25]称：声言，公开说明。

[26]节：节操。

[27]惠：通“慧”。聪慧，聪明。

[28]归人：归罪于他人。

[29]往：归向，归于。此承上文“有善而归之于民则民喜”而言，指明王归善于民，故此“往”字，指善往于民。喜民：使民喜悦。

[30]来：到来。亦承上文“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而言，故其“来”字，指“过”来，即反过于身之意。惧身：使自身警戒。

[31]声以感耳：指自己发出的声响感动他人耳目。此句是说，圣人在说话声音达到的效果方面很警惕、戒惧。

[32]气以感目：即“以气感目”。自己的神气感动他人的眼目。

[33]有以：有办法用来。感：感应，得以应手。斤欘（zhú）：斧子。斤指斧头，欘指斧柄。

[34]绳可得料：墨绳度量过的木材。此句语义含蓄曲折，其意是说，好匠人能良好地挥动手中的斧子，就像斧子能感应到匠人的心一样；如此，合乎尺度的材料才被砍削成功。

[35]羿：古代传说中善于射箭的人。

[36]彀（gòu）：箭靶。得中：能够射中。

[37]造父：古代传说中善于驭马驾车的人。辔：缰绳。策：鞭。

[38]遫兽：跑得很快的野兽。遬，同“速”。

[39]既善：意同“尽善”。本书《形势》“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既，亦训“尽”。

[40]逆：迎接，对待。

[41]不失于人：不失去民心。一说，对别人不会有过失。

[42]尝试：试行。

[43]不得其身：自身难保。

[44]可以入察：可以用它（指恭逊敬爱之道）主持祭祀礼仪。察，祭。《春秋繁露·祭义》：“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谓也。”

[45]益：增加。

[46]损：减少。

[47]中国：这里指京师、京都。《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毛传：“中国，京师也。”诸夏：指中原之地。或指全中国。蛮夷：指边境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本文中国、诸夏、蛮夷，是由近及远。

[48]待此而为治乱：由此决定治乱。

[49]泽之身：润泽到身上。泽，润。

[50]审：果真，确实。此处“审行之身”，指确实执行。下文“审去之身”，指确实抛弃。毋怠：不懈怠。

[51]夷貉：泛指少数民族。

[52]恶：互相憎恶。

[53]之身者：此身者，即身体力行了恭逊敬爱。之，是，此。“身者使之爱恶”与下文“名者使之荣辱”为对文。此言是否实行恭逊敬爱之道，在身上可以决定人们的爱与恶，在名上可以决定人们的荣与辱。一说，“之”为衍文。

[54]此其变名物：指恭逊爱敬具有强大的改变作用。名物，皆指上文爱与恶、荣与辱、中国与蛮夷等对立的名物而言。

译文参考

      管子说：“做人当首先忧虑的是自身修养的不完善，而不是担心别人不知道自己。丹青虽埋在高山深处，人们发觉它的用途后，就去把它们开采出来；美玉珍珠虽藏在大渊深处，人们知道它的价值后，就去把它们取出来。所以，我自身可能有过错行为，民众的评价却不会有错误。民众的观察力是精确的，谁也逃不脱他们的眼睛，而去做坏事。所以，我们做了好事，他们就会表扬我们；我们有了过错，他们就会批评我们。面对民众的批评与赞誉，就不需要再回去询问自己的家人了，所以先王总是很敬畏民众。持有善名而且听从民众意愿行事的国家，没有不走向强盛的；持有恶名而且违背民众意愿行事的国家，没有不步入衰弱的。即使是天子诸侯，如果民众都因其持有恶名而离去，那么他也只好捐弃其领地而出走，所以先王总是很敬畏民众。人观察我自身最便利的是什么？是神气与目光。圣人借用这个便利而倚重它，因而得到民众的尊重，从而名声远扬。我们也都很倚重它，但是圣人倚重它们表现自己善的一面，我们则倚重它展示坏的一面。我们倚重它展现自己的糟糕，却想招来美名，那怎么可能得到呢？即使是爱戴亲近我们的人，也不会说我们好。毛嫱和西施是天下皆知的美人，如果她们脸上总是满含怨怒之气，也就不能算作是美了。何况我们相貌不好而又满脸怨气呢？满脸怨气，满口恶言，以如此全盘的糟糕去求得美名，这怎能办得到？很严重啊，百姓憎恶那些缺陷多的人。所以，我们应当慎重对待自身的言论修为，过长的就要截短它，过短的就要续长它，过满的就要加以疏导宣泄，空虚了就要加以充实满足。”

        管子说：“善于归罪于自身的人，民众就不会再归罪于他；只有从不肯归罪于自身的人，民众才会归罪于他。所以，勇于承认自身过错的人，是强大的；善于修养自身节操的人，是智慧的；不把过失或不善之事归罪于他人的人，是仁义的。所以，明君有了过失总是把错误归之于己身，有了善举则归功于民众。有了过失归咎于己，自身就会反省并修德自新。有了善行就归功于民众，民众则会因之喜悦。推让善行以取悦于民众，反省过失以警戒自身，这就是明君能治理好民众的原因。至于夏桀和商纣却不是这样，有了善举就归功于自己，有了过错则归咎于民众。将过错归罪于民众，民众就会愤怒；将善行成就归功于自己，自己就会骄矜。推脱过失以激怒民众，揽善居功以骄纵自身，这便是暴君身死国灭的原因。所以，明君总是戒惧自己发出的话语声音带给人耳朵的感觉，戒惧自己的意态神气给他人眼睛的观感。这两者有关天下得失，怎么能不谨慎呢？工匠有能力感应手中的斧子，因此有办法运用斤斧根据绳墨料理木材。后羿善于感应手中的弓箭，因此有办法运用弓弩射中目标。造父擅长感应手中的缰绳鞭子，因此有办法赶超快速的野兽，迅速走完远路。天下没有永恒的混乱，也没有永远的太平。坏人当道、恶君当政则混乱不堪，善人治世、仁君当政则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当政的贤善之人内外修为皆已尽善，有办法感化民众。”

        管子说：“修养恭顺谦逊、忠敬仁爱、推辞谦让，摒除怨气、与人无争，以此待人，就不会失去人心。相反，如果自身行为狭隘多怨、争名逐利，相互之间不讲恭逊谦让，可能就自身难保。恭逊敬爱的品行，真是太重要了。遇吉事有恭逊敬爱之道可主持祭礼，遇凶事时可借以居丧。大到可以用它治理天下而不必增益其他的什么，小到可以用它修治自身而无需减损些什么。若将其行于京都、全中国，再扩展到四方蛮夷之国，以至于禽兽昆虫，都可以靠它来决定治乱。身上浸润了这种品德则会带来荣誉，身上缺失了这种品德则会带来耻辱。如果认真躬行这种品德而不懈怠，即使不开化的偏远各族人民，也可以被感化而相互关爱。如果真正抛弃了这种品德，即使是兄弟父母，也可能变得互相憎恶。所以，恭逊爱敬对于人的生命本体来说，有则可使之爱，无则令其恨；恭逊爱敬对人的名誉来说，有可使其荣，无则令其辱。其变化事物本质和名声的作用，简直如同天地一样大，所以先代圣王把它叫作‘道’。”

核心内容解读

      此为《管子》第三十二篇，题为《小称》。所谓“小称”，“小”当指其篇幅较短；“称”，尹注曰：“称，举也。小举其过，则当权而改之。”则文章属于劝谏君主改变自身过错的文字。

        本篇分为两部分，前面是管子正面论说，分三小节论述君主的修身之道。通观这三小节内容，并无“小称”之意，全为修养之言，其思想倾向与儒家相近。

      第一节论述众人誉毁只是随一己善恶而来，为人君者不可不畏民罪己，并强调“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毋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管子是较早论及荣辱观的思想家。他在荣辱观上主要强调了荣辱的善恶客观性。人的行为荣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和民众的客观评价，如“丹青在山”“美珠在渊”，因此，当民众有毁誉于我时，我应该首先自我反省，这是对待荣辱的一种客观的、正确的态度。核心思想是强调不以权位财富论荣辱，以义为荣，以不义为辱，这是与儒家的义以为上的价值观相一致的。

        第二节论述明君治民之道，在于能用自己的善行影响民众，所谓垂范以正民风，要求君主“有过反之于身，有善归之于民”。儒家思想倡导“仁政”，对统治者有着“正我”的道德修养要求。君主必须通过自我反省修身养性，以人民的利益克制自己的个人利益。历史上，商汤、盘庚、周武王就是君主中勤于道德反省、勇于自我解剖的楷模。商汤常对臣民们说：“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盘庚说：“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周武王的道德修养座右铭是：“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老百姓有什么抱怨责难，责任都在我君主一个人。

      第三节论述“恭逊敬爱之道”，可以改造名物， 努力倡导其作用简直“如天如地”。《尚书·皋陶谟》《逸周书》等文献中有天子“九德”的观念。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认为布行三德可以为卿大夫，行六德有国为诸侯事，天子则有九德，才能统领二者。《孔疏》言：“此句言用人之义。……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行之，然后以此九者之法择人而官之，则为政之善也。”以德之多少而确定保有其家、其国，符合儒家的政治理想。

同样关于帝王治政之德的论述，还见于《逸周书》之中：《逸周书·常训解》：九德：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

《文政解》九德：一、忠，二、慈，三、禄，四、赏，五、民之利，六、商工受资，七、祗民之死，八、无夺农，九、是民之则。《宝典解》：九德：一、孝。子畏哉，乃不谋乱。二、悌。悌乃知序，序乃伦。伦不腾上，上乃不崩。三、慈惠。兹知长幼。知长幼，乐养老。四、忠恕。是谓四仪。风言大极，意定不移。五、中正。是谓权断。补损知选。六、恭逊。是谓容德。以法从权，安上无慝。七、宽弘。是谓宽宇。准德以义，乐获纯嘏。八、温直。是谓明德。喜怒不郄，主人乃服。九、兼武。是谓明刑。惠而能忍，尊天大经。九德广备，次世有声。虽各“九德”之说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均为天子的治政之道，大抵皆为儒家观念的体现。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古代官僚行政管理的渊源和发展阶段（四）

古代官僚行政管理确立以后，大约经历了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三个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三个阶段的行政管理也相应地逐渐演化，表现出略有不同的内容和特色。

（一）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僚行政管理的推行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刚刚问世的官僚行政管理的基本框架，不仅得到全面的继承，而且结合秦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建立后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充实扩展。秦朝创设了皇帝制，强化了行政管理的皇权主宰力量。官僚中枢组织经历了从丞相开府，到名位较低，人数稍多，与皇帝更亲近的尚书台（省）及中书省、门下省的演变。朝廷政务管理，先是九卿负责制，而后又是尚书省部曹与九卿复合施政。还全面推行了以郡县为中心的地方行政体制。考绩等官吏管理规则开始纳入法律化轨道。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监察也初具规模。但行政管理从体制到实施，还存在不少漏洞或弊端。封国食邑制仍占一定比重，郡县州官府后来也有尾大不掉之势。官吏选用，则局限于荐举、察举等，容易给世家大族垄断中、高级官职造成方便和机会。这说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官僚行政管理虽得到较全面的推行，但某些环节或方面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调整。

（二）隋唐宋元官僚行政管理的发展

隋唐宋元，是古代官僚行政管理进一步发展的阶段。此阶段，中央行政中枢和政务管理，完成了向三省或一省群体宰相辅政和六部施政的过渡。宰相变为群体后，相权分散，且频繁变换名称。皇帝在整个行政管理中的权力中心地位更为凸显。地方州县行政管理体系不断稳定调整，逐步排除了封国成分（蒙元王朝例外）。地方官的军民分职、定期迁转、奏报请示、朝廷派遣的督责地方机构等，均由不成熟向比较成熟演变。中央与地方的监察机制不断健全。《唐六典》等行政法规问世，标志着官僚体系内部的管理机制逐渐制度化和法律化。科举制的产生和完善，改进了择优取才的官吏选拔机制，扩大并充实了古代行政管理的社会基础。

（三）明清官僚行政管理的高度发展与完善

明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由于吸收了前世丰富的统治经验，及两个王朝开创者个人或民族等特殊情况，明清时期的官僚行政管理不仅较前有了高度的发展与完善，而且皇帝极端专制的特征十分突出。明清正式废除了宰相，皇帝改而以宫廷御用秘书班子为辅政工具，躬领朝廷庶政。六部等中央施政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地位明显提高。在元行省制的基础上，明清又以督抚、布、按等司作为中央督责地方的机构，妥善地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之更有利于皇帝专制和中央集权。对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也趋于深入和制度化。以《明会典》《清会典》为代表的行政法规及选官、考课、监察等官吏管理制度，也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另一方面，胥吏幕僚把持政柄，官府臃肿庞杂，官吏贪赃枉法等官场病周而复始，愈演愈烈。

（完）

  参考资料

《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郭齐勇，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李志安；杜家骥，中华书局，2015年9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